一 重义轻利的传统价值观日益松动，重利轻义思想开始慢慢影响来沪绅商的行为方式 自西汉以来，中国长期处在儒家思想的统治下。为了稳定封建统治，历代儒家都力倡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如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注：《论语·里仁》。）。西汉的董仲舒进一步提出：“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利道不计其功。”（注：《汉书·董仲舒传》。）明代黄宗羲则认为“君子小人之大辨，人禽之异，义利而矣。”（注：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4页。）而宋明时期的理学大家们更走向极端，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绝对禁欲观。 儒家这种正统的义利观是建立在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基础和封建尊卑等级制度之上的。然而，在19世纪50-60年代的上海，情形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随着大量人口的涌进，上海城区（包括租界和县城）出现了极度繁荣的局面。尤其是北面的租界，市面更盛。据时人毛祥麟《墨余录》所述，这一时期的租界，“南北地广十余里，洋房联络，金碧万状。期间里巷纷纭，行人如蚁，华民多设肆于中，铺户鳞比，百货山积。茶坊则楼架三层，……戏馆大小三、四十处，……妓院则无地无之，……浦滩上下，多集舢板”（注：毛祥麟：《墨余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30-131页。）。商业的繁盛，必然使上海社会的商品化程度日益加强。不但大量的货物成为商品充斥于市场，而且被传统小农们视为命根子的土地也因房地产业的兴盛而不断地被标上价码投入市场，成为可以产生巨额利润的商品。甚至就连人本身也因生计所迫、来沪谋生艰难而被迫商品化，等价而沽。他们或者靠卖身过活，如大量妓女的存在；或者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如充当佣工、做苦力、卖文鬻字等。对这种商业社会的氛围，有人这样描述：“氛浊之场，肩毂摩击，腥膻萃附，鸦雀之声，喧訇通衢，金银之气，熏灼白日。聆于耳者异方之乐，接于目者扰杂之形。”（注：王韬：《王韬日记》，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5页。）可见移民来沪后所处的商业环境与乡间那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截然不同。它使来沪绅商长期形成的重义轻利观正在失去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 事实正是如此。1859年3月，同在墨海书馆谋职的王韬和管小异就是否参与翻译西书的一段对话，颇能反映入沪者传统价值观念的松动。管小异说：“吾人既入孔门，既不能希圣希贤，造于绝学，又不能攘斥异端，辅翼名教，而岂可亲执笔墨，作不根之论著，悖理之书，随其流，扬其波哉？”王韬道：“教授西馆，已非自守之道，譬如赁舂负贩，只为衣食计，但求心之所安，勿向其所操何业，译书者彼主其意，我徒涂饰词句耳，其悖与否，固与我无涉也。”（注：《王韬日记》，第92页。）言辞之间，可以看出尽管此时的王、管二君视西学为异端，西书为悖理之书，也感觉到助译西著为不义之举，但在物质利益面前，为了衣食计，仍可心安理得。这已与传统文士所信奉的“君子谋道不谋食”的人生准则大相径庭，更不用说让他们“舍生取义”了。管小异尽管不如王韬来得坦率，但最后也不得不道出心里话：“人之一身，本无定价，迫于饥寒，何所不可，不可谓贬价。”（注：《王韬日记》，第92页。）如果说象王韬、管小异这些受正统儒学教育的文人还有些羞于言利的话，那么这一时期云集沪上的大小商贾和普通民众则已坦然地介入上海社会的商业洪流中，为谋利、谋生，各显所能，各尽其力，手段异常丰富多样，正如《北华捷报》所述：“他们熙来攘往，……每个人由日出到日落都设法做点生意。”（注：《太平军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18页。） 义利观的变化，除了反映在从商风气的盛行外，还体现在来沪绅商的人际交往上。在传统的小农经济社会中，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际交往主要在左邻右舍之间进行，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情感交流、彼此相互帮助等，与人们的生产经营、谋生活动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因而其功利性就不明显。但是，当乡民来到上海，置身于繁华的商业社会中时，以往那种人情味浓重的交往方式开始逐渐发生变化。为了谋生，为了赢利，他们时常不得不向陌生人、向自己厌恶的人陪笑脸、献殷勤。尽管一起来沪的亲朋旧友依然相互走动，但他们分明已感觉到金钱正在慢慢取代亲情、友情、乡情而成为人际交往中的主要纽带、润滑剂。此时的王韬就经常在日记中有牢骚之言：“乍觏一人，且暗审其贫富。周旋揖让为谋食具文，谈吐诙谐皆求钱地步。”（注：《王韬日记》，第116页。）“今之交友者，意气伪也，学问谬也。广通声气者，以喧寂为轩轻；趋慕势要者，以荣悴为亲疏。花目谈笑之场，则知心莫逆；风露飘零之地，则觌面皆嗔。失势相凌，加呵斥焉。”（注：《王韬日记》，第40页。）他担心这种交际作风“久而习之，必致面目可憎，性情日变”，希望“有豪杰起一振顿之”。 另外，义利观的变化还表现在来沪士绅文人对科举制的不满。长期以来，中国传统文人要步入上层社会只有参加科举考试，走“学而优则仕”之路。但是，太平天国时期清政府捐纳制度的盛行，却使寓居沪上的众多士绅文人对科举开始心寒意冷。捐纳即是政府出卖官爵，自秦汉以来就已存在，至晚清的咸、同两朝，为了筹资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更是大开此途。“咸丰初，军饷浩繁，例遂久开不闭，由是纨袴之子，皆得名登仕籍。”（注：《墨余录》，第212页。）沪上不少富有的买办商人为了取得更高的社会地位，竞相认捐，一夜之间，“市侩之徒，皆成暴贵”（注：《皇朝经世文三编》，台北文海出版社，总字第359页。）。这一时期，寓居沪上的富豪杨坊、唐廷枢等都捐得身份职衔，可以称他们为“异途”绅士。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像杨坊这样的“异途”官绅生活富足奢华，挥金如土，社会地位日隆，而皓首穷经、吃尽文字苦头的所谓科举正途士绅来沪后却生活窘迫，贫困潦倒，一副穷酸相。这种对比使他们失去昔日的优越感，心理上的失衡导致他们的强烈不满，以致有“追悔不应会试中式者”。不少士子来沪后断然放弃了举业，如来上海避难的金陵人邓子明、子衡兄弟，“读书未成，弃而学贾”；（注：《王韬日记》，第4页。）；浙江乍浦诗人冯梦龙于1858年来沪时，“年止二十五，而诗稿已裒然盈尺”，却“不欲赴秋试”（注：《王韬日记》，第38页。）。苏州洞庭山籍弃学从商者更多。如安仁里严氏家族的严庆祺，“时乱，絃诵绝，砚田荒芜，乃弃儒而贾于吴淞”（注：《六脩严氏族谱》卷九，传志，《诰封太恭人严母唐太恭人家传》，苏州大学图书馆藏。）；严良勋也在“遘乱播迁”来沪后，废读改贾（注：《六脩严氏族谱》卷九，传志，《清故福建补用泉州府知严君墓志铭》。）。东山王氏家族亦如此。如王希钟，“世以儒起家”，却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做起布生意，冒险贩运沪上的布匹往苏州一带销售，颇得其利，“盖贸易几为申江冠”（注《太原家谱》（亦名《洞庭王氏家谱》卷十九，《王君季纯传略》苏州大学图书馆藏。）；而王仲持在此期间也“弃读谋贾，曾客苏沪间”（注《太原家谱》（亦名《洞庭王氏家谱》卷二十二，《族祖少岑公暨元配金宜人合葬志铭》。）。尽管这些洞庭山人来沪从商多属生计所迫，但至少可以反映出，在上海商业气息的影响下，在金钱、财富面前，他们开始用实际举动，无声地表现出对科举之途的冷漠；在义与利之间，他们的理性天平明显向着后者倾斜。此时正寓居上海的科举名士冯桂芬也对科举制大放厥词：“聪明智巧之士穷志尽气，销磨于时文试帖楷书无用之事，又优劣得失无定数”，主张士子们“徙业”，另择其他人生之路（注：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