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父亲谭继洵官至湖北巡抚。谭嗣同幼年丧母，受继母虐待，对封建伦常关系的黑暗有切身体会。他曾六次参加南北乡试，均未中举。曾游历全国十余省，察视风土人情，结交天下豪杰。谭嗣同“少倜傥有大志，淹通群籍，能文章，好任侠，善剑术。”（注：梁启超：《谭嗣同传》。）受1884年中法战争的影响，他开始有了学习西方船炮技术的观点。1895年清朝廷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失败，对谭嗣同震动很大，使他迅速抛弃了封建保守观念，成为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他积极提倡新学，在湖南创办算学会，1896年到北京，结识梁启超，极为赞赏康梁的维新思想和变法主张。回湖南后，积极参与新政，如筹办内河轮船，设立时务学堂，发起成立南学会，创办《湘报》等。推动了湖南维新变法运动的发展。戊戌变法时，谭嗣同与刘光第、林旭、杨锐四人被光绪皇帝任命为“军机章京”，直接协助光绪筹办变法事务，成为变法维新运动的一个重要核心人物。政变发生后，谭嗣同拒绝出逃，英勇就义，成为著名的为变法维新流血的“戊戌六君子”之一。 谭嗣同的经济思想主要有以下一些内容。 一、中外通商思想 谭嗣同极力称颂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称颂资本主义经济的国际化、全球化。 谭嗣同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由“以太”这种极小的物质微粒构成的。这就决定了万物的本质是相同的、相通的。他说，他所创立的“仁学”，就是以“以太”这种万物的本原为根据的。“仁”的根本内容就是通：“仁以通为第一义。以太也，电也，心力也，皆指出所以通之具。”“通有四义：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注：《仁学》，《谭嗣同全集》（下）291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又说：“仁之为道也凡四曰：‘上下通’。……曰‘中外通’。……曰‘男女内外通’。……曰‘人我通’。此三教之公理，仁民之所以为仁也。”（注：《仁学》，《谭嗣同全集》（下）364页。 中华书局1981年版。） 在谭嗣同看来，通商是“中外通”、“人我通”在经济上的具体表现，是他的“仁学”原则在经济上的具体实施：“夫仁者，通人我之谓也，通商仅通之一端”。（注：《仁学》，《谭嗣同全集》（下）328页。）所以，他极力肯定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肯定中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 谭嗣同认为，各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对通商双方都是有利的。一个国家的人口是不断增长的，在这个过程中，其产品必然会有不足和缺乏的时候。与外国通商，正可以外国货物，来弥补本国物产的不足。尤其象中国这种生产落后的国家，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通商，更会大受其益。原因是很多先进产品自己不能制造，正好可以通过通商从外国获得，从而满足中国人民的需要。如果不通商，中国就不会拥有这些产品。中国由于生产落后，拿不出丰富的产品与外国以货易货，只能用金银支付外国的货款。谭嗣同认为金银是无用之物，以无用之物换取外国有用之货，这无异于用金钱雇佣外国人为中国干活，显然是一件占便宜的事：“以无用易有用，利莫大焉。是不啻以资佣彼之工为我长作，佣彼之商为我走隶。阳厚其值，实阴役其力也。”（注：《创办“矿学报”公启》，《谭嗣同全集》（上）266页。）再说中国金银矿藏十分丰富， 只要广为开采，决不会因通商而导致金银穷竭。另外，仁是相互的。通商中的交换是等价的，外国用先进的产品供给我们，我们也必须用等价的外国所需要的产品或金银供给他们，这就在外国“仁我”的同时，我们也能“仁彼”，给外国人以利益。而要真正做到“仁彼”，就必须提高我们的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发展我们的生产事业。这就可以催我们上进，逼我们发展，促进我国经济和商务的振兴，成为我国走向富强的契机。这显然也是一件大好事。所以谭嗣同的结论是：“故通商者，相仁之道也，两利之道也，客固利，主尤利也。”（注：《仁学》，《谭嗣同全集》（下）327页。） 谭嗣同对封建闭关锁国思想进行了尖锐地批判。他说，地球不过是太空中一个不大的星球，世界各国人民都是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在无边无际的太空中，各国之间的关系，就好象是一乡一村一家族之间的关系一样，不应该强分彼此，强分中外。且“中、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中者，据我所处之地而言。我既处于此国，即不得不以此国为中，而外此国者即为外。然则在美、法、英、德、日、俄各国之人，亦必以其国为中，非其国即为外。是中外亦通共之词，不得援此以骄人也。”（注：《论学者不当骄人》，《谭嗣同全集》（下）401页。）闭关锁国，强分彼此，隔绝中外，不仅于理不通，而且在现代条件下，实际上也办不到。他说，现在中国的江苏和湖北，是古代的蛮夷，从河南、山东的角度去看，也很象国际上的中外关系。如果现在中国南北隔绝，断绝商品交流，“日用饮食，各取于其地，不一往来焉”（注：《仁学》，《谭嗣同全集》（下）328页。），显然是行不通的。世界各国之间，也同此理。况且现代科学技术进步，交通通讯事业发达，世界各国已经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企图闭关锁国，中外隔绝，是根本不现实的：“况轮船铁路电线德律风之属，几缩千程于咫尺，玩地球若股掌，梯山航海，如履户阈，初无所谓中外之限，若古之夷夏，更乌从而绝之乎？”（注：《仁学》，《谭嗣同全集》（下）328页）所以， 那种主张“闭关绝市”，主张“重申海禁”的观点，不仅是“不仁”、“不通”的行为，而且也是昧于天下大势的表现。 谭嗣同还指出，对外通商是资本主义列强在经济上掠夺落后国家的基本手段。因此，振兴中国商务，实行对外开放，发展中外通商，也是反对西方经济侵略的客观需要：“商之一道足以灭人之国于无形，其计至巧而至毒，人心风俗皆败坏于此。今欲闭关绝市，既终天地无此一日，则不能不奋兴商务，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注：《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上）160页。 ）这就把中外通商提到反对外国经济侵略的高度来认识了。 二、发展大机器生产的主张 谭嗣同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在国际通商中日益富裕，是因为他们在生产中使用了技术先进的机器。大机器生产力的使用，使这些国家“货财阗溢，上下俱便，不惟本国废弃之物化为神奇，民间日见富饶；并邻国之金钱亦皆输辇四至。”（注：《报贝元征》，《谭嗣同全集》（上）218页。）因此，中国只有在生产中广泛使用机器， 才能在中外商贸竞争中取胜，“保利于民”（注：《报贝元征》，《谭嗣同全集》（上）218页。），成为富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