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党与土匪，是清代社会史研究中值得注意的两个层面。近年，关于会党的研究，取得了较多成果，对于清代盗匪活动的研究，也有起色。但是，怎样区别会党与土匪的关系，在许多时候、许多方面，两者的活动往往是纠缠不清的，这还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 一 清代会党与土匪关系的横向判断 会党是秘密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陶成章在《教会源流考》中曾将秘密社会大致分为“南会北教”（注：陶成章《教会源流考》，《陶成章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北教”即以白莲教为主体的民间秘密宗教系统，盛传于中国北方，如天理教、圆顿教、清水教、混元教、八卦教、义和拳、大刀会、红枪会诸名目。“南会”即以天地会为主的秘密会党系统，活跃于闽台两广、长江流域、西南、西北等地，三点会、三合会、小刀会、洪江会、江湖会等名目都与天地会有直接间接的承继关系。民间宗教以吃符念咒为特征，会党则以歃血盟誓、焚表结拜相结纳。所谓土匪，就是农业社会中那些脱离或半脱离生产行列、没有明确政治目标、以正义或非正义行动反抗社会、以抢劫和绑票勒赎为主要活动内容的武装集团或个人。清代乾隆、嘉庆以后，由于国内外诸因素的影响，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受到严重破坏，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会党与土匪日益成为两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两者之间，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明显的差别，对此，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些分析。 （一）从社会背景、宗旨、成分来看。对于清代会党产生的社会背景，学术界争论比较大。笔者认为，清朝中叶以后，人口问题和土地问题成为阶级矛盾激化的焦点，农村破产者日趋增加，成为社会难以容纳的游民。他们辗转他乡，漂流江湖，生活动荡不定，既无室家之好，又无人生之乐，倍受社会歧视，出于互助谋生的目的，结成某种名目的秘密团体，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晚清时期，传统自然经济结构的瓦解与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同时进行，大量破产失业者浮游在社会上，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激增。除了会党以外，土匪、海盗、马贼等盗匪活动显著增加，他们的活动成为晚清社会动乱的一种集中表现。会党与匪股都是穷苦人特别是游民无产者的聚集地，但是，两者的宗旨和成份是有区别的。就会党而言，有的学者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嘉庆、道光时期的天地会案件档案进行统计，其头目供明结会基本宗旨的有96起。其中“遇事得有帮助，免人欺凌”者有26起；因贫苦难度、敛钱分用、纠抢得财者54起；为攻抢城镇、“竖旗起事”者11起； 为拒捕和防备械斗者5起（注：秦宝琦《天地会档案史料概述》，《历史档案》1981年第1 期。）。由此可见，早期会党的“互助”宗旨十分明确。但是，由对内互助到对外进行非法活动（尤其是土匪活动）只是一步之遥，越是到后来，会党演化为匪股的情况就越普遍。如清末广西天地会起事时，“无地不匪，大者千余为一股，小者数十为一股，匪巢匪首奚止百千”（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案，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初一日署两广总督岑春暄奏折。）。在土匪来说，其成分更加复杂，包括破产农民、无赖、地痞、罪犯、游勇、私枭等等。这些人投入匪股的目的各不相同，有为生活所迫者、复仇者、浪荡者、追求升官发财者，不一而足。这样一个成份复杂、动机各异的混合体，从匪股形成伊始，便表现出一种行为放荡、掠夺成性、贪婪残忍的姿态。 （二）从组织结构来看。会党的组织结构比较完备、稳定，匪股则比较原始、松散。会党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指挥调度、进攻退守、内部管理、发展组织、吸收会众的机构，各级分工十分明确。如三合会，其内部职位在嘉道年间即已相当完备：“首领称大总理，或称为元帅，普通称大哥，……以下之头目称香主，或称二哥，……再次之头目称白扇或先生，或称三哥。再次为先锋，……次则为红棍，以执行会员之刑罚。以下总称草鞋，为最下级，服役使令随行等事”（注：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页。）。再如晚清时期的最大会党哥老会，内部职掌分工更细，一般分为内八堂、外八堂。当然，无论是天地会还是哥老会，这些职位名称因时因地略有不同。名称虽异，职司略同，一旦举事，他们便能“分遣头目，潜赴各地，扰害行旅，设局抽税，私给印票”（注：《清文宗实录》卷四十九，第632—633页。）。这一套完整的组织结构，有助于会党对内对外行动的协调一致。至于土匪组织，可以按土匪分类来作出判断。国外有学者将近代中国的匪股分为三类：暂时性匪股（又称“简单的匪股”）、半永久性匪股（又称“复杂的匪股”）和土匪军队（注：Elizabeth Perry,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1845 — 1945,Stanford,California,1980,P.P.66—74;Phil Billingsley Bandits in Republican China,P92.）。据此来观察清代土匪也是可以的。 暂时性匪股是一种结构单一的匪股，人数较少，聚散不定，如清末四川小股土匪蜂起，“不惟匪首难得主名，即股数亦无一定，……数十人或数百人便图起事。倡立不经名目，如顺天灵祖、活孔明、活土地、活观音之类，不一而足，各股皆同。及经大兵进剿，则又不耐一战，弃械狂奔，混入居民。民既容留，兵自莫辨孰为匪也。迨兵远去，若辈复又聚集，焚杀抢劫，无所不为。旋灭旋生，卒难尽绝。良由财尽民穷，游惰日多，盗匪日众”（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46页。）。半永久性匪股， 大多在社会动乱严重的时期和地区出现，人数在数百和数千之间，内部组织相对稳定，如嘉庆年间白莲教大起义时期的闽粤海盗，道咸时期的捻匪，稍后的东北马贼、陕洛刀匪、豫鲁杆匪、广东堂匪等，大抵属于此类。如署两广总督岑春暄等在剿办广州府属沙所堂众情形的奏折中说：“沙所之匪名为堂匪，每堂或二三百人为一股，或四五百人为一股，设立堂名，广联声气，专以勒收沙所行水为事。每于农田成孰之时，打单强索，不遂所欲，焚杀劫掳，祸即立见”（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51页。）。半永久性匪股一般都有山寨巢穴， 活动时间比较长。土匪军队是由一支主要匪股吸收其他数股而成，一般数千人，也有上万者，土匪军队的社会破坏性，远远超过一般匪股。但是，无论是哪一类土匪集团，由于成份复杂，结构松散，往往旋起旋灭，难以代传。值得注意的是，会党与匪股都模拟传统家庭的组织形式，其内部都有一种强调平等的兄弟姐妹关系（即所谓“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但他们又都允许一个首领（如洪门中的大哥、袍哥中的舵把子、青帮中的师傅、老公，匪股里的杆首、堂主）象任何封建家长那样行使最高的统治权。因此，会党和匪股都是封建落后的组织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