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晚清思想领域先后发生了三次大规模思想分化。首先是洋务思潮从传统思想山林中奔涌而出；继而君宪思想野马脱缰，与洋务思想分道扬镳；最后，共和思想大潮高涨，与君宪思想势成泾渭。伴随三次思想分化而来的是三次大规模思想论战。各次论战虽然内容有异，侧重不同，却都是现代化这一历史主题在不同阶段和不同层面的展开。第一次思想分化与论战的实质是要不要现代化即走不走现代化道路问题；第二次分化与论战的实质是要怎样的现代化即走怎样的现代化道路问题；第三次分化与论战则是围绕政治现代化模式问题而展开，即走怎样的政治现代化道路。三次思想分化的依次推进，恰好演示了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从萌芽到成熟、从局部片面到系统全面、从温和到激进的逻辑演变过程。 一 晚清第一次大规模思想分化发生在洋务运动时期，肇源于鸦片战争阶段。鸦片战争一方面是中国走向殖民地的开端；另一方面又是中国走出封闭、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原初起点。随着国门开启、西潮东涌，晚清社会激荡起一股思想新风，坚固的传统思想堡垒开始风蚀剥离。林则徐首先吹响了开放的号角，魏源更是发出了学习西方的呐喊。这些呼唤尽管还显得孤零清冷，却不失为中国现代化思想的先声。 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可以说充当了晚清第一次思想大分化的助产婆。两场战事的经历使人们再次体认到中西物质文化的差距和技不如人的痛苦现实，促使部分开明官员和知识分子萌发了师法西人、举办洋务的欲念，洋务思想由此产生。洋务思想的产生意味着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的现代化思想的初步形成，但它立刻遭到了守旧人士的强烈反对和抵制。他们嘲笑西方的先进科技不过是“奇技淫巧”，抨击洋务派“数典忘祖”，指责洋务思想“离经叛道”。从而引发了双方长达数十年的激烈交锋和严重对应，这便是晚清第一次思想大分化。这次分化与论战的焦点是技术创新问题，其实质则是要不要走现代化道路。洋务派力主走现代化道路，顽固派则竭力拒现代化于门外。 具体而言，这次分化与论战主要围绕下述问题而展开。首先是要不要改革开放和学习西方。洋务派主张适度改革、有限开放、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1860年，在奕等人上呈的有关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等内容的奏折中，洋务派就已流露出某些改革开放的意欲。从此，改革开放思想便一发不可收拾。如陈廷经指出，“夫祖宗成法，有必不可易者，有不得不易者，所谓因时制宜也。”认为西方的“利器精兵，百倍中国”，“然彼有其战具，我非不可以购求；彼有其机巧，我非不可以学习。”“天下无不可学之事，无不可成之功。”（注：《洋务运动》（一），第11—14页。）郭嵩焘因此建言“博考洋人之法”，“师其用兵制器之方，以求积渐之功。”“彼之所长，循而习之，我之所短，改而修之。”（注：《洋务运动》（一），第141—143页。）刘铭传更是疾呼：“今中国战不如人，器不如人矣，不思改图，后将奚立？”（注：《洋务运动》（一），第225页。）陈启泰断言， “中国万不能闭关自治，即周、孔复生亦不至鄙夷洋务置而不讲”。（注：《洋务运动》（一），第222页。） 然而，顽固派却大唱反调。倭仁声称，“立图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又“何必师夷人？”“且夷人吾仇也”。（注：《洋务运动》（二），第30页。）于凌辰更是猛烈批评洋务派主张改革简直是“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师事洋人，可耻孰甚？导之以甚可耻之事，而曰尔之礼义廉耻其守而勿失，此必不能之势也。”（注：《洋务运动》（一），第121页。）王家璧也反对“事事师法西人， 以逐彼奇技淫巧之小慧，而失我尊君亲上之民心也。”（注：《洋务运动》（一），第134页。）罗应旒攻击洋务派搞改革是“宗小道之绪余， 耗中国之元气，失天朝之体制”。（注：《洋务运动》（一），第171页。） 其次是要不要引进机器、建立现代工业。洋务派主张大力兴办机器工厂。李鸿章指出，“洋机器于耕织、刷印、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并预料数十年后将广为应用。（注：《洋务运动》（四），第14页。）郭嵩焘建议清廷“令沿海商人广开机器局”。（注：《洋务运动》（一），第138页。）李璠也认为应“倡导商民， 凑集公司，南省织洋布，北省织呢毡，风气既开，民皆乐利，此外一切制造皆可仿其法式，次第举行。”（注：《洋务运动》（一），第168 页。）徐承祖提出应“责令地方官劝令商民广积股分，多购机器，延请西洋工匠教授，悉心仿造。”数十年后必将“各省厂局林立”。（注：《洋务运动》（一），第236页。） 但是顽固派却反对广泛应用机器生产。王文韶认为，“四民之中，农居大半，男耕女织，各职其业，治安之本，不外乎此。”如“机器渐行，则失业者渐众，胥天下为游民，其害不胜言矣。”因此，他主张“机器局除制造军用所需外，其余宜一概禁止，不得仿制各项日用器具。”（注：《洋务运动》（一），第94页。）于凌辰声称“洋人之所长在机器，中国之所贵在人心。”若“重洋人机器”，则“恐天下皆将谓国家以礼义廉耻为无用，以洋学为难能，而人心因之解体，其从而习之者必皆无耻之人，洋器虽精，谁与国家共缓急哉？”他认为只要“固我士卒之心，结以忠义，不必洋人机巧也。”（注：《洋务运动》（一），第121—122页。）方濬颐也强调“中国三千年以来，帝王代嬗、治乱循环，惟以德服人者始能混一区宇”，“要不在区区器械机巧之未也”。（注：《洋务运动》（一），第455页。） 在兴办铁路、电报问题上，双方同样是针锋相对。洋务派主张尽早修建铁路，铺设电报线缆。刘铭传指出，“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而且“电线须与铁路相辅而行，省费既多，看守亦易。”他还提出了借款筑路的设想。（注：《洋务运动》（六），第138、139、141—145、338、345页。）李鸿章更从时势的角度，列举了兴修铁路的九大好处。指出，“各国所以日臻富强而莫与敌者，以其有轮船以通海道，有铁路以便陆行也。”并对批评者提出的问题一一释疑（注：《洋务运动》（六），第138、139、141—145、338、345页。）。他还肯定电报的开通将使“南北洋消息往来瞬息互答，实于军务、洋务大有裨助。”（注：《洋务运动》（六），第138、 139、141—145、338、345页。）左宗棠也称许电报“有事呼应灵捷， 无事可便商贾”。（注：《洋务运动》（六），第138、139 、 141 —145、338、3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