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在15年的革命生涯中，在国外达八年两个月，其中在日五年半，进出日本9次，占其旅居国外时间的67.4%。 可见黄兴与日本的关系较为密切。但过去侧重于对黄兴在国内的革命活动的研究，较少注意他与日本之间的关系。本文试图究明护国运动前后（1914年8月至1916年 10月）围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对山东半岛的侵略、“二十一条”交涉以及护国运动等三大问题，探讨黄兴所采取的对日策略。并就此与同时期的孙中山加以比较，从中找出同一代革命领导人对同一个问题所采取的革命策略的异同，进而分析这种异同与孙黄二人革命战略的关系。 一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对德宣战， 并乘机占领胶州湾和胶济铁路，攫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殖民权益。这激化了日本与北京政权及袁世凯的矛盾。同时，英国等列强因卷入欧战，无暇顾及东方，袁世凯一时失去了支持和援助。孙中山等认为，这是反袁的好机会。他说，“刻下欧洲战乱确为中国革命之空前绝后的良机”（注：《犬养毅与孙文会见之事》乙秘第1651号，1914年8月27日。）。 孙中山动员在日的革命党人回国策划起义，同时走访犬养毅、头山满，要求日本在外交、经济及军事上支持中国革命党的反袁斗争（注：参照拙著《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91—196页。）。此时，黄兴正在旧金山，他虽然身居太平洋彼岸，但密切注视国际、国内风云的变化。他对一战爆发后的形势及反袁策略持有与孙不同的看法。他说：“人谓乘欧乱吾人可起而击袁，不则失此时机，吾人终无倒袁之日。此似是而非之说，观察不到，理解不真，最足以偾事。……如利用此少数人之激烈心理，逞一时之愤，或一部之力，必终归无效，徒自减杀其势力。”（注：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390页。）这显然是指孙中山的上述反袁行动， 不同意其主张。他认为，因欧战爆发，欧洲列强无暇东顾，难以助袁，“观此，袁贼将来之破产可必。或袁贼以无外援之助，于国内必横加诛求，国民既负担之不胜，其积怨必甚。吾国国民之性质，必待其身受痛苦然后求援，此时吾人乘其不备而掊之，袁贼将不受一击也。”（注：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390页。 ）此时欧事研究会在东京成立，黄被推为该会的首领。该会的主张与黄的这一反袁策略似乎相同。他致函在东京的欧事研究会的李根源和谭人凤等，“尚望蓄远势毋狃于目前，计全局毋激于一部。袁氏自失外款，本不足倒，惟在吾人一致进行，庶预备方有所着。”（注：《黄兴集》，第389页。 ）对外政策方面，黄兴认为，“袁贼以德、日之冲突，转乞怜于美，内容想亦许以特别权利，故美亦极欢迎。”（注：《黄兴集》，第390页。 ）因此，他在美努力制止美国对袁的援助。他“一面揭开袁贼黑幕，渐图挽回外人之议论，使表同情于吾党。”（注：《黄兴集》，第390页。 ）一面筹集反袁所需之资金。但美国政府“颇取慎重态度”，对美工作进展不大。 对外的另一个大问题是日本问题。日本乘机侵占德在山东的殖民权益及赤道以南的德国岛屿后，在一段时间中仍采取了拉拢袁世凯的政策。黄认为，“惟日政府态度已定，于吾党行动必多掣肘。”（注：《黄兴集》，第389页。）这一判断是正确的。但11月7日日军攻占青岛后，他先后致函宫崎滔天和萱野长知探查日本的对华政策是否有变化。1914年11月10日致宫崎函中问道：“欧洲战乱，扰及亚东，贵邦仗义兴师，得收青岛，均势局面或有变迁。贵政府态度，得似（视）海陆两部。前已得青岛后，于吾人可与便利，不知能否实践？乞为一探，速示方针。”（注：《黄兴集》，第393页。 ）二次革命以来日本政府重视与袁关系，不敢也不想支持孙黄等革命势力反袁。日本对孙黄革命势力的政策并不是根据孙黄对日的期待和希望来决定的，而是从日本对袁世凯的政策来决定的。这一时期袁世凯已镇压了孙黄势力，独自君临于中国，因此，日本力图修好与袁关系。但另一方面，日本为侵占山东半岛，迫使袁世凯同意在山东半岛东部设立中立区时，又有利用孙黄的革命党胁迫袁世凯的意图。结果因袁屈服于日本的威胁，同意设立中立区，日本政府没有支持革命党反袁。这时期，日本执政的是大隈内阁。日本占领青岛后，黄兴虽然对日本抱有希望，但他认为在大隈内阁执政下难于实现。他指出，“隈阁与袁亲交，只顾目前小利，于黄种前途，毫不思及。”（注：《黄兴集》，第393页。）他在致宫崎函中又写道， “贵国政府方针（指亲袁言）倒执，于敝国之改革，颇生障碍，即将影响于将来东亚之前途。”（注：《黄兴集》，第395页。 ）这些表明黄兴不满于大隈内阁的对华政策，对他不抱很大希望。他将希望寄托于大隈内阁的对立面，即犬养毅的国民党和政友会等在野党。国民党当时反对大隈的对华政策。因此黄兴认为“识微瞩远，是在民党诸君，不知足下等已谋及否？”（注：《黄兴集》，第394页。）此意就是让萱野、 宫崎等做一做在野党的工作，“能倒之派或可与图。请速谋之，详示方略为幸。”（注：《黄兴集》，第393页。）在东京， 萱野等协助孙中山做了犬养毅及头山满的工作。头山满虽然认为大战的爆发对中国革命有利，对日本政府对中国革命党人的政策颇为不满，但无能为力。犬养毅也认为“如周围条件允许，现在是举革命大旗之大好时机”，但对筹款之事，没有明确表示态度（注：《犬养毅与孙文会见之事》乙秘第1651号， 1914年8月27日。日本外交史料馆藏。）。有鉴于此，黄兴对萱野、宫崎及犬养、头山的期待变成泡影。但这些活动反映了黄兴力图利用日本的支持和援助来反袁的策略，这与孙中山是一样的。但孙在日，黄在美，两人联日的迫切性和活动情况则有所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