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谭嗣同为改革殉难100周年之际， 由湖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湖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湖南省谭嗣同研究会、湖南省历史学会、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湘潭大学、湘潭师范学院、长沙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及浏阳市政协等单位联合发起，由湖南省政协、长沙市人民政府、长沙市政协、浏阳市人民政府、浏阳市政协和湖南省谭嗣同研究会精心筹备并主持举办的“谭嗣同暨湖南戊戌维新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998年9月28日至30 日在谭嗣同的家乡浏阳市举行。这是建国以来，也是戊戌变法失败后100 年来首次举办以研讨谭嗣同暨湖南维新运动为主要内容的学术盛会，提交论文和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北京、上海、天津、黑龙江、河北、山东、山西、四川、安徽、湖北、江苏、河南、浙江、广东、贵州、湖南等16个省市及台湾的史学工作者和来自美国、日本等国的专家学者共120多人，会议收到论文90多篇。 与会学者就谭嗣同及维新运动的若干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富有成效的学术交流，使这一课题的研究无论广度和深度都获得了可喜的新进展。 一、关于《仁学》的研究 与会学者对《仁学》的思想源流、基本内涵和价值作了新的探讨。黄宣民指出，《仁学》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思想遗产中的优良传统，特别是黄宗羲、王夫之等早期启蒙学者的哲学思想、社会批判和社会改革思想，同时又较为广泛地吸收了近代西方的哲学、科学、政治、文化、经济诸种学说，尤其是近代西方启蒙时期的自由、平等以及天赋人权学说。钟肇鹏认为其思想来源主要有二：一是先秦儒学，二是墨学。罗检秋认为《仁学》的思想内涵是佛、道、墨家和西学。《仁学》虽汲取了《易》中的某些原理，但与佛之“灵魂”，道家之“道”更为相近；就现实伦理取向而言，《仁学》是以墨学、西学及庄子观念来激烈抨击三纲五伦的；《仁学》社会理想的实现途径也打上了佛家、庄子的烙印，所以，《仁学》的伦理观念已离开儒学轨道，而冶佛、墨、道及西学于一炉。还有一些学者从某种角度深入探讨《仁学》的思想来源。周行之通过《仁学》中的民主与《吕氏春秋》中的民本对比研究，认为谭嗣同的《仁学》思想，旨在“通天人之际”，而归总于“仁”与“元”，这与《吕氏春秋》的若干观点“应非巧合”。段景莲则认为《仁学》是建立在仁、通、一、平等诸概念之上的，但却采用了佛教的倾向。吴良俅也指出，《仁学》是以佛学为灵魂来融合中西科学、宗教、哲学的。这种融合既有得，亦有失，却不能掩盖《仁学》思想的光辉。刘至诚认为谭氏《仁学》的仁即是墨子的仁，所言之学即墨子的知，其目的也是发挥墨子的兼受精神，以普渡众生为依归，所以《仁学》之宗旨乃在发扬墨子思想，而且“光而大之”。谢照明、潘民中更进一步指出谭以墨学两派来概括其《仁学》，以墨学之“兼受”最合其哲学最高范围“以太”；以墨子的“利人”作为人生价值取向；以墨子之“尚贤”作为反对君主专制、倡导民主自由的思想武器，“墨学对谭嗣同思想的影响可谓大且深矣”。《仁学》思想庞杂、内涵丰富，是架构在诸如“仁”、“通”、“以太”等概念基础上的。向世陵认为，所谓“仁”指的就是“通”，“通”既是仁爱的目的，又是实现平等之爱即破除差等的手段。丁平一指出，谭嗣同论“仁”，着重突出人的存在意识，《仁学》的仁是从完善人本身出发，显示的是如何冲决重重网罗而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袁信爱则称，《仁学》将仁归源于“以太”，从而赋予“仁”相容于哲学、科学与宗教的新义，以彰显人之本质的自由、人际对待的平等与人我相恋的博爱。朱汉民认为，《仁学》似乎努力在建立一种新道论，力求从中国近代化的世俗追求中，探寻一种永恒的普遍的形上之道。它试图结合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从而将科学知识与人文信仰统一起来，构成了中国近代一种非常特殊并颇具特色的道论体系。因此，《仁学》的道论“代表着一个新时代的原道追求”。至于《仁学》中蕴含的伦理观，台湾学者较感兴趣，且多注重于其对现实社会及家庭伦理观的启迪。关于《仁学》的价值，黄宣民认为，《仁学》因增加民权思想的新内容，使其更具近代启蒙意义，同时，《仁学》既言启蒙，又言救亡，其人权思想中又含着争取民族生存权利的新内容。因而可以说，“《仁学》是19世纪末中国的人权宣言”。向世陵比较了孔子“仁爱差等”与《仁学》“仁通平等”，指出：谭嗣同以《仁学》为其书名，实际上终结了仁学的发展。《仁学》决不是其表面上高扬的“仁道”，恰恰相反，它标志着封建制度历史使命的完成。 二、关于谭嗣同与其他维新派人士的交往及思想比较研究 谭嗣同在短暂的一生中结交了一大批维新派志士，其中与许多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由于各自禀赋、性格、所受教育及所处社会地位的不同，维新志士思想也各异其趣，显示了维新思想的丰富多样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探讨谭嗣同与其他维新派人物的关系，比较谭与其他维新派志士思想旨趣的异同，应该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郭汉民认为谭嗣同与梁启超的交往和友谊促进了变法维新思想的发展，造成了的变法维新的社会舆论；梁对谭的弘扬，使谭激进的民主思想得以广泛传播，梁则成为晚清维新思潮向革命思潮转变的中介，成为大批青年志士从爱国走向革命的桥梁。苏中立比较了谭嗣同与严复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模式，指出二者都是从救国出发，都是以进化论思想为指导，都有二级理想社会层次，都有两种思想资料，理论基础都是自然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不同之处在于二者所设计的理想社会模式，谭氏源于墨家，可谓墨家大同说；严氏受西学影响较大，可谓天演大同说；谭主张通过政治斗争以实现近期目标，再向更高级迈进；严则主张进行思想启蒙，提高人的素质，达到理想境界。何保中认为《仁学》与《大同书》的旨趣不同，“两套思想原非同一体系”。“若谓《仁学》衍绎南海宗旨，则属明显之谬说”。 三、关于谭嗣同的其他思想 谭嗣同是近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陶用舒认为谭氏的爱国主义思想是中国古代爱国主义向近代爱国主义转变过程中的一个典型。其中仍有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与不足。 坂元弘子对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在构建国民国家中怎样表现民族认同和性别意识表示了兴趣。从这一角度，她指出，谭嗣同已摆脱了旧的中华夷狄观念，并想以亚、非、澳洲为反面教员，以英、美、德、法诸国为正面教员来追求中华民族的认同。 甲午战争后，中国人对近代化的追求进入了一种比较自觉的富有理性的阶段。刘学照认为，谭嗣同是龚自珍以来最深刻的社会批判思想家。他的社会批判思想虽仍留有传统思想的外衣，但涵蕴着颇为深广的世界意识和近代科学、民主观念，在理论阐发和思维方式上又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这种高张的近代理性是使他成为激进派的思想基础。 陈先枢认为谭氏的商业经济思想蕴含着激进的变革要求。他主张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从“人我通”的观点出发，提倡贸易自由，堵塞漏卮，鼓吹“尚奢”的消费风气。 四、关于谭嗣同的历史定位 如何介定谭嗣同的历史地位，是与会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朱亚宗对谭嗣同的历史定位作了新探。他认为，谭嗣同是在西方强势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激烈冲突的时代形成其心物二元论的，其政治思想则经历了由缓进到激进的转变。过度焦虑日益加深的外患，是这一转变的内在思想基础，而应诏入京任军机处章京，则为这一转变提供了外在的历史契机。谭氏政治思想由缓进走向激进，“不仅造成个人的政治悲剧，也使近代中国社会失去了一次稳步前进的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李细珠从谭嗣同一生为传统功名所累这一新的角度切入，在分析其戊戌进京前后思想变动及其原因的基础上指出，谭嗣同属于传统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过渡人物。在他身上，“既有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又有传统士人的人生关怀”，“其近代人格具有严重的传统限制”。陈寒鸣认为，可以从三个层面来体认并确立谭嗣同的历史地位。政治行为的实践层面表明谭嗣同不仅是戊戌维新的中心人物之一，更是一位卓励敢死的斗士；政治思想的层面展示出谭嗣同的主张反满，已超越了维新变法的范畴，从而具有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而从文化角度来看，谭嗣同的启蒙思想，既为救亡图存，亦为谋求中国思想文化的近代化。此外，王兴国从区域文化的角度来界定谭嗣同的地位，指出，谭嗣同开湖湘现代爱国主义之先河，将近代湘人学习西方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并且弘扬了湖南人的“特别独立之根性”，将理学经世派与今文经学经世派加以调和，因而在近代湖湘文化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成为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卓越思想家，“不仅在很多方面继承了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并使之发扬光大，而且在某些方面促进了这种优良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至于谭嗣同对后世的影响，与会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其思想行动对革命派与革新派的启发意义。段云章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维新派与革命派两次合作的尝试，即“愚存着谭嗣同言行的独特影响。”谭嗣同甘愿为变法而流血牺牲，对广大海外华侨华人是有力的感召，谭嗣同思想中内蕴的民主革命因素及其献身精神，成为许多爱国志士汇聚到民主革命旗帜下的一个驱动力，有助于革新力量的新调整、新聚合、新昂扬。杨鹏程也指出，谭嗣同的许多著作成为革命党人的政治教科书，他的思想为革命党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营养，他的实践则成为革命党人效法的榜样，他的精神激励着革命党人发扬蹈厉、勇往直前。谭嗣同“影响了整个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代志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