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号 K256.5 在19世纪末年，张謇是一位“状元实业家”，东南绅商界领袖人物；而维新运动则是一场资产阶级改革运动，严重的思想和政治斗争。探讨张謇与维新运动的关系，既有助于全面评价张謇，又有助于深刻认识维新运动。 一 关于张謇对1895—1898年间维新运动的态度，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认为他抱着冷淡、怀疑的态度，有的则断言他的态度是支持和赞助。揆诸史实，这两种说法既有其合理因素，又不无偏颇之处。他的真实态度，似乎可以用“若即若离”四个字加以概括。所谓“若即若离”就是既有联系，又有距离，请看下列史实。 1.营救康有为 维新运动是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依靠帝党的支持而鼓动起来的。早在1889年张謇就与康有为相识并有往来。张孝若记其事说： 光绪十五年我父到京的时候，康也在京，其时相识，很有往来，康并且还做了好几首诗送给我父，表示他的钦迟。但是我父看了康的居处，见客排场很大，意气过嫌豪放，不大平正，心里很不赞成，所以他尽管送诗，我父都没有回答。（注：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64、63、137、84、136页。） 张謇对康有为尽管印象不佳，但在1894年仍然参与了营救他的活动。是年给事中余晋珊弹劾康有为“惑世诬民，非圣无法，同少正卯，圣世不容，请焚新学伪经考，而禁粤士从学”。鉴于康有为处于危难之中，“沈子培、盛伯熙、黄仲弢、文芸阁有电与徐学使琪营救，张季直（按指张謇）走请于常熟（按指翁同龠），曾仲伯亦奔走焉，皆卓如（按指梁启超）在京所为也”。（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以下简称《戊戌变法》），第4 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128—129页。） 2.列名强学会 1895年8月在家乡守制的张謇专程到南京拜访两江总督张之洞， “论下不可无学，学不可无会，若何实地进行”。（注：《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6卷，江苏古藉出版社1994年版，第854、858、859、861、858页。）无独有偶，当时康有为也正在北京组织强学会，以谋“合大群”、“开知识”、“开风气”，推动变法自强，“主之者内有常熟，外有南皮（按指张之洞），名士会者千计，集款亦数万”。（注：谭嗣同：《致欧阳中鹄书》，《戊戌变法》，第2册，第568页。）10月康有为赴南京拜访张之洞，并获得他的赞助，于11月在上海设立强学会。张之洞幕僚、张謇友人梁鼎芬电邀张謇共襄盛举：“现在中弢（按指黄绍箕）、长素（按指康有为）诸君子在沪开强学会，讲中国自强之学，南皮主之，刊布公启，必欲得大名共办此事，以雪国耻，望速复。”（注：《张謇日记》，《张謇全集》，第6卷，第374—375页。）张謇赞成组织学会，“讲中国自强之学”，以“雪国耻”，因而欣然同意列名发起，并且声称“中国之士大夫之昌言集会自此始”。（注：《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6卷，江苏古藉出版社1994 年版，第854、858、859、861、858页。） 3.介入《时务报》 1896年初，北京强学会被劾遭禁，上海强学会也随之解散。是年 8月，在上海强学会的基础上，创办《时务报》。《时务报》由张之洞亲信汪康年任经理，康有为高足梁启超任主笔，以传播西学、鼓吹“变法图存”为宗旨。（注：汪诒年：《汪康年年谱》，《戊戌变法》，第4 册，第204页。）“一时风靡海内外，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 梁启超“著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等书，时务报的言论，两书可为其代表，前者为救时之政治主张，归结于变科举、兴学校，后者为救时之学术主张，归结于中西学并重”。《时务报》的经费张之洞“与有力，因时讲民权，张颇干涉之，致有冲突之时”。（注：杨复礼：《梁启超年谱》，《戊戌变法》，第4 册，第171—172页。）张謇对《时务报》既有赞誉，又有批评。1896—1897年间，张謇两次致函汪康年，谈及《时务报》问题。一则说：“别久甚相忆。读时务报，快如面谈，积怀为之一散，官民之情不通，天下事无可为者。”（注：《汪康年师友书札》（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03页。）一则说：“如所议增董理监管报事，窃谓不便”，“下走所虑报馆之衰，在议论渐弱，不逮初时之精彩，宜设法振起而扩张之。如人人言宜伸民权，而海内名人，自南皮以下，尚言须保君权，以为此为下不信之义，走以为所恶于君权者，官毒害之也。欲保君权，须先去官毒，官毒不藉君权不横，而二事实不相关，可以此议透发一篇，请质之卓如以为如何？”（注：《汪康年师友书札》（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04页。）由此可见，张謇关注《时务报》的动向，赏识通“官民之情”，反对“增董理监管报事”，担忧“议论渐弱”，主张“设法振起而扩张之”，在有关“保君权”与“伸民权”的争论中，则站在“保君权”一边，但与张之洞稍有不同，认为“欲保君权，须先去官毒”，“官毒不藉君权不横”。 4.匡赞上海女学堂 1897年夏，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会同梁启超、郑观应、康广仁等筹议并报请两江总督刘坤一批准，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所女子学堂，培养维新人才，“以翼中国自强本计”（注：经元善：《中国女学堂缘起》，《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84页。）。 对于这所女子学堂，张謇不仅是“在事集议者”（注：经元善：《中国女学堂缘起》，《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年版，第181页。），而且“允为局外竭力匡赞”（注：杨复礼：《梁启超年谱》，《戊戌变法》，第4册，第17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