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与“新史学”思潮相合拍 章太炎（1869——1936年）名炳麟，字枚叔，浙江余姚人。早年在杭州诂经精舍从古文经学家俞樾学习经史。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因参加维新宣传被清政府通缉， 流亡日本。 1900 年剪辫立志革命。 1903年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替邹容《革命军》作序，触怒清廷，被捕入狱。1906年出狱后由孙中山迎至日本，参加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与改良派展开论战，他所发表的文章充满战斗精神，“所向披靡，令人神往”。1911年上海光复后回国，主编《大共和日报》，并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曾受张謇拉拢，散布“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言论。1913年因反对袁世凯包藏祸心，遭袁禁锢，袁死后被释放。“五四”运动后主要从事讲学，“退居于宁静的学者”。（注：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曾通电全国抗战，谴责蒋介石“剿共”卖国政策，保持了爱国主义的晚节。主要著作有《訄书》（1914年经增删后改题为《检论》）、《国故论衡》、《太炎文录》等，后来编入《章氏丛书》及其续编、三编。 章太炎本来精熟于传统的经史学问，接触了西方和日本学者的进化论和社会学说之后，使他对中国古代学术和历史的演进产生了新的看法。1902年，他曾计划修撰《中国通史》，在致梁启超的信中说：“酷暑无事，日读各种社会学书，平日有修《中国通史》之志，至此新旧材料，融合无间，兴会勃发。”他要在书里贯串进去自己的新思想，摒弃旧史只会排此事实的陋习。这种新思想，一是“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以近代进化论作为研究历史的指导思想，探究社会政治状况盛衰变化的原因；一是“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注：《致梁启超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汤志钧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7页。 ）以中国历史中具有积极意义的内容来鼓舞民众的革命情绪，增强对未来的信心。关于体裁形式，章氏认为，以往的纪传、编年、典制、考证等体裁，主要仅限于排此史料，有舍本逐末之弊；为了在书中融铸新哲理，应该进行体裁的创新。他所拟的《中国通史略例》目录，包括典、记、表、考记、别录五种体裁。其体裁设想，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对纪事本末体优点的吸收。在乾嘉年间，章学诚曾提出兼采纪事本末体的方法作为改革史书编撰的方向。章太炎认为这是“大势所趋”，并且加以发展。目录中的十篇“记”，就是吸收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而设立的。他说：“诸典所述，多近制度，及夫人事纷纭，非制度所能限。然其系于社会兴废，国力强弱，非渺末也。会稽章氏谓后人作史，当兼采《尚书》体例，《金縢》、《顾命》，就一事以详始卒。机仲之纪事本末，可谓冥合自然，亦大势所趋，不得不尔也。故复略举人事，论纂十篇，命之曰‘记’。”又说：“犹有历史社会各项要件，若难贯串，则取机仲之纪事本末为之作‘记’。”（注：《致梁启超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167—168页。参见《訄书》（重订本）第五十九，《哀清史》附《中国通史略例》。）编撰《中国通史》的一项基本要求，是要体现“社会兴废，国力强弱”，这一历史编撰的难题，正好依靠吸收纪事本末体的优点来解决。章氏拟设的“记”，包括叙述秦的统一、唐代藩镇割据、农民起义、民族斗争、中外关系等，冀求以此来显示历史演进的大势，比起章学诚所提出的设想来，明显地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二是对纪传体的利用、改造。目录中的“典”是以记典章制度，来源于“书志”。“考记”和“别录”实则同是记人，差别只在“考记”专记帝王（还有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两者来源于“本纪”和“列传”，但舍弃了“本纪”在纪传体史书中作为全书大纲的作用。“表”是用以列举次要的人物和纷繁的材料，来源自明。他说：“有典则人文略备，推迹古近，足以臧往矣。若其振厉士气，令人观感，不能无待纪传，今为考纪、别录数篇。”可见他在总体上对纪传体所具有的综合的优点是充分重视的，经过改造，形成典、记等五体互相配合的体制。章氏的《中国通史》只停留在设想而已，并未撰成，他的方案若要真正实行起来会有许多困难，因为究竟是以“记”还是“典”来概述社会大势，他自己并不明确。至于同是记人，还要显示帝王高人一等的做法，则明显具有浓厚的封建气味。三是主张要以外国史学著作为参照，并进行东西文明演进同异的比较研究：“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凡皇古异闻，种界实迹，见于洪积石层，足以补旧史所不逮者，外人言支那事，时一二称道之，虽谓之古史，无过也。亦有草昧初启，东西同状，文化既进，黄白殊形，必将此较同异，然后优劣自明，原委始见，是虽希腊、罗马、印度、西膜诸史，不得谓无与域中矣。若夫心理、社会、宗教各论，发明天则，烝人所同，于作史尤为要领。”（注：《訄书》（重订本），《哀清史》附《中国通史略例》。）说明章氏在本世纪初时对吸收外国进步学术所持的积极态度，也是最早提出进行中外历史比较研究的学者之一。这些设想虽未实现，但他的主张毕竟与新史学思潮相合拍，同样报导了史学近代化的信息。 当二十世纪初年，中华民族要救亡，中国要进步，只有以暴力手段推翻清朝的腐朽统治。革命人物十分重视运用历史知识作宣传、教育工作，以大量的中外历史知识作有力根据，论证革命是历史的必然，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因而有力地帮助民众提高觉悟，认清武装斗争、推翻清朝才是唯一的出路。章太炎是宣传革命历史思想的出色人物之一。他所写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是革命阵营发出的雷霆之声。前此，康有为发表了一篇公开信：《答南北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坚持君主立宪，攻击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在华侨中造成恶劣影响。章太炎针锋相对地写成此文，于1903年印为小册子发行，并由当时任《苏报》主笔的章士钊节录后在《苏报》上发表，对康有为诋毁革命的言论予以有力的反击。《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气势磅礴，一开始就指出康有为写公开信是向清延献媚，“非致书商人，致书于满人也”。而康氏早有“圣人”的虚名，他的言论更有欺骗性，“乃较诸出于贱儒元恶之口为尤甚”，所以必须痛加驳斥，以正视听。他揭露清廷经济上“行其聚敛”，政治上屡兴文字狱，为害酷烈，“万国所未有”，证明人民为了摆脱二百多年来当满洲贵族奴隶的地位，起来实行革命之必要。针对康有为“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的谬论，章太炎引证西欧、日本历史说，不但革命要流血，立宪也要流血，上书奏请是得不来的，“使前日无此血战，则后之立宪也不能成”。进而指出，革命能开发民智，造就人才。美国发起独立战争时，事先并不知道有华盛顿；中国革命起来了，也能造就自己的杰出人物。他又以李自成为例，开始时，“迫于饥寒，揭竿而起，固无革命观念，然声势稍增，而革命之念起”，均田免赋等思想就是在革命过程中产生的。他响亮地喊出：“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朴泻兼用之良药！”章太炎还指出康有为希望依靠光绪帝的力量以实现立宪，是绝对不能实现的幻想，因为戊戌维新的事实已经证明，纵使光绪帝本人诚心变法，也无法改变整个满洲贵族的腐朽局面：“载湉小丑，未辨菽麦，铤而走险，固不为满洲全部计”。“籍日其出于至公，虽有满汉畛域之见，然而新法犹不能行也。何者？满人虽顽钝无计，而其怵惕汉人，知不可以重器假之，亦人人有是心矣。……虽无太后，而掣肘者什佰于太后；虽无荣禄，而掣肘者什佰于荣禄。……往者戊戌变政，去五寺三巡抚如拉枯，独驻防则不敢撤。彼圣主之力与满洲全部之力，果孰优孰绌也？”（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194—204页。）章太炎代表革命派彻底否定满州皇朝的统治，直斥光绪帝为“载湉小丑”，这在千百年来封建专制统治下所形成皇权统治绝对神圣的观念中，简直如晴天霹雳，尤其在知识界和市民中产生了强烈反响，这封信一刊布，“上海人人争购”，而清廷达官贵人和一些保皇派人物则惊得目瞪口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