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十分奇特的人物。从“骚动的进步主义者”到君主立宪派的中坚，从拥袁复辟的“帝制余孽”到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杨度首先是作为与康、梁齐名的立宪巨子而留名青史的，后世研究者也大多着眼于他的君主立宪思想和他在清末立宪运动中的作用。本文则拟从另一个角度，即杨度对清末民族问题的认识和阐发，加以论述。 一 对汉、满、蒙、回、藏诸民族发展程度的判断，是杨度认识清末民族问题的逻辑起点。杨度用以判别国民程度和国家程度高下的标准，是英国政治学家甄克思在《社会通铨》一书中对社会形式所做的划分。甄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都须经过三个阶段，即蛮夷社会（又称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国家社会（又称军国社会）。其中宗法社会又可分为种人宗法和族人宗法两段。各阶段的转变都有明确的标志，蛮夷社会“自能牧畜而转为宗法时代”，种人之宗法“自能耕稼而转入族人之宗法”，由宗法社会进入国家社会的标志则为刑法、议制和行政三者各司其职。（注：刘晴波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 第247—254页。）不难看出，这里的蛮夷社会、宗法种人社会、宗法族人社会，分别与我们所说的原始社会、游牧社会、农耕社会相对应，而所谓国家社会则已是以三权分立为特征的近代型社会了。杨度对这一划分方式推崇备至，称其为“一定不移之公例， 无论何种社会而莫之能外者也”（注：《〈中国新报〉叙》，见《杨度集》第209页。）。 依据这一理论，杨度认为“今日之中国，已由宗法社会进化于军国社会，然尚未发展之军国社会，但去此些须之家族制度，斯发达矣。”（注：《金铁主义说》，见《杨度集》第258页。） 杨度又对国内五个主要民族的国民程度分别作了定位。他所说的国民程度，由易到难依次包括四者，即军事能力、经济能力、政治能力和责任心。杨度认为，五族的国民程度由低到高依次为蒙、藏、回、满、汉。蒙古“尚在宗法种人社会”，西藏“为游牧与耕稼之间”，回族“已入于宗法族人耕稼城郭之社会”。这三个民族军事能力较发达，而谈不上政治能力与责任心（注：《金铁主义说》，见《杨度集》第260 —263页。）。满族“于宗法社会中，已进于族人耕稼之列”， 但它同样是宗法社会而非国家社会，只有民族观念而无国家观念（注：《金铁主义说》，见《杨度集》第272页。）。 至于中国的“主要国民”汉族，则“已由民族主义进化而入于国家主义，惟尚有些须之家族思想未破，故尚为不完全军国国民”（注：《金铁主义说》，见《杨度集》第2 89页。）。由此，杨度认为汉、满、蒙、回、藏虽皆为中国国民，其能力与责任心的程度则各有高下。就能力而言，可分为三级，汉为首，满次之，蒙、回、藏又次之。就责任心而言，汉人犹有不足，而满族更甚，蒙、回、藏又更甚（注：《金铁主义说》，见《杨度集》第301页。 ）。 具体谈到当时的民族问题，杨度把它分为两类，一是蒙、回、藏的问题，一是满汉问题，两类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 就蒙、回、藏而言。杨度认为，这些民族国民程度低下，政治能力和责任心极不发达，有种族观念而无国家观念，因而极易从中国分裂出去，而这又会进一步使中国遭受瓜分亡国之害。比如，他认为蒙古“今者以中国无事之故，亦相安于无事。若其有事，则脱离政府之关系甚易事耳。然其脱离之后，其能力决不能组织国家以立于世界，则必为俄人所并。斯其影响之所及，必大关系于中国全国之存亡。何也？俄若得蒙古，则英虽不欲占领西藏之土地而不得不占领，日虽不欲占领满洲之土地而不得不占领……如是则中国已亡矣。”（注：《金铁主义说》，见《杨度集》第261页。）蒙古是这样，回、藏也大抵如此。因此， 蒙、回、藏问题的实质，在于它们随时有脱离中国政府并进而导致亡国的危险。 这里杨度对时局的把握是准确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急剧发展的时期，从瓜分狂潮到“门户开放”再到“中国保全论”，到20世纪初各强国在华已划定势力范围，暂时达成妥协。此时若有一地为一国所吞并，势必打破列强在华的均势，牵一发而动全身，甚至引发新一轮瓜分狂潮也并非不可能。但杨度依据甄克思理论对五族发展程度的划分，有明显的牵强附会；他提出蒙、回、藏发展程度低下，也只是笼统言之而少有具体分析，因而难以令人信服。 再看满汉问题。这一问题何以产生？杨度提出了两种解释：一是满族作为统治者，其发展程度反较被统治者汉人为低，而它所采取的统治政策又多有失当，从而产生了种种矛盾。作为程度甚低的民族，满人入主中原后，本应采取与汉人同化的政策以提高本民族的军事、经济、政治能力，从而“可以为军国之国民，适于今日世界之生存”（注：《金铁主义说》，见《杨度集》第273页。）。实际上满人没有这样做， 相反以种族为国家，在入关以后“以排斥汉化为第一政策，以贬抑汉权为第二政策，务求二民族之不相混合，以得长保存其特质”（注：《金铁主义说》，见《杨度集》第273页。）。 其结果是造成了满人“军事能力、政治能力、经济能力之日退化”（注：《金铁主义说》，见《杨度集》第278页。）。这不仅使满人失去了提高自己发展程度、 向军国社会进化的良机，反而进一步与汉族拉开了距离，而且使满汉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从而加深了两族间的矛盾。 二是满汉之间存在着“两重之误解”。杨度指出，其一，“满人一闻汉人之论满人，则以为欲排去皇室”，是对汉人的误解。这是因为满人从种族主义观念出发，把皇室作为种族的代表；汉人则从国家主义观念出发，视君主为国家机关，汉人谈论君主，只是把它作为一个政治问题，只有专制与立宪之别，并无满汉民族之分，所以并非要推翻满清皇室（注：《金铁主义说》，见《杨度集》第285页。）。其二， “汉人一闻满人之论汉人，则以为欲保存政治上之特权”，这是汉人对满人的误解。满族从前虽欲保存甚至扩张自己的特权，但时至今日（20世纪初）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由于长期仰食于汉人而不事生产，满人对农、工、商业诸谋生之道一无所能，一旦废除他们坐食的特权，“斯立时饿死耳”。在这种情况下，汉人“日呼政治改革”，自然使满人“闻而惊心动魄”，因为改革之后势将不能容忍那些“坐食而不纳税”的特等臣民，故满人“惟有抵抗以为目前偷生之计而已”（注：《金铁主义说》，见《杨度集》第285—286页。）。因此，满人反对政治改革，虽有保留政治特权之意，主要却是出于维持生计问题的考虑；而汉人则以为满人所争者专在政权，这便是对满人的误解了。为此，杨度还举例说：“满汉官缺制度之改革，满人不甚大为反对而即以奏功，惟一言及撤驻防之兵，裁虚糜之饷，则群起而哗之矣。”（注：《金铁主义说》，见《杨度集》第28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