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光绪帝在戊戌新政上谕中明令创办京师大学堂。在筹建京师大学堂时，总理衙门奏称：“所有原设官书局及新设之译书局，均并入大学堂，由管学大臣督率办理。”（注：《光绪朝东华录》，总第4109页，3738—3739页，中华书局1984年。）据此，从沿革上讲，京师大学堂前身当为“二局”。而在追溯官书局之源时，时人均指1895年康有为和梁启超创办的京师强学会。就连当事人梁启超1912年在《莅北京大学欢迎会演说词》中也这样讲：“戊戌之岁，朝政大有革新之望，孙寿州（孙家鼐）先生本强学会会员，与同人谋，请之枢府，将所查抄强学会之书籍仪器发出，改为官书局，嗣后此官书局即改为大学校，故言及鄙人与大学校之关系，即以大学校之前身为官书局，官书局之前身为强学会。则鄙人固可为有关系之人。”（注：《饮冰室合集·文集》，卷29，第39页。周策纵先生在谈到北京大学时也称：“北京大学源自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创办的‘强学会’”。《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6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言之凿凿，叫人确信不疑。 然而，笔者在辨析有关“强学会”的史料时却发现一些语焉不明的提法，给京师强学会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而汤志钧先生的解释“强学会又名译书局，也叫强学书局，或强学局，它的正式成立，应在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初”（注：汤志钧：《戊戌变法史》，第132页， 人民出版社1984年。又台湾沈云龙先生在《康有为与强学会》一文也注意到强学书局：“当京师强学会初立时，创议者欲避去‘会’名，而以他字代之，独有为坚持不可，然官方固以强学书局视之也。及被封禁，御史胡孚辰复奏请就强学书局改设官书局。”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沈云龙著：《现代政治人物述评》，第1—10页。沈氏注意到会、局之异， 惟解释含糊。既然康有为坚持不可，为什么官方仍以强学书局视之呢？）并不能化解其间的抵牾，且事关北大之源，不可不辨。 一、有关京师强学会与强学书局的主要文献 最早公开提到有关京师强学会的文献是署名“南皮张之洞”、实出自康有为之手的《上海强学会序》。序文的写作时间当在1895（光绪二十一年）10月初康有为离开南京，告别张之洞回到上海之后。序文称：“顷士大夫创立强学会于京师，以讲中国自强之学，……”这是康有为借他人之口，声明京师确有成立强学会之事，目的是为其广建学会的计划鸣锣开道。该序文因署张之洞的大名，故流传甚广。此文最早刊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月十八日《申报》，继而又刊于上海《新闻报》，旋北京《中外纪闻》十一月十五日又据《新闻报》加以转载。同月广学会的《万国公报》也刊出这篇序文。 康有为抵沪后即着手筹建上海强学会，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强学报》创刊。他在创刊号上发表的《京师强学会序》是最早公开发表也是唯一专论京师强学会的文献，写作时间在同年八月。据康有为自编年谱称：七月初，在京与陈炽等人筹议建立学会，“举吾草序文及章程，与卓如拟而公商之。丁、张（指丁立钧和张巽之）畏谨，数议未定，吾欲事成，亦迂回而从之。”（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133—134页。）可见序文系康有为在八月二十九日离京南下前所作。为什么《京师强学会序》在写成后三个月才公开发表呢？ 同期《强学报》还刊出《上海强学会序》和《上海强学会章程》。 十一月出版的广学会机关报《万国公报》（第83号）也刊出了署名“京师邮来，不著撰人名氏”的《强学会序》（即康有为作的《京师强学会序》），文末编者加的“附记”称：李提摩太“今秋自沪走京师，期以所志所学，陈诸当事，时正当合淝（肥）相国拜入阁办事之命。旧交重见，深相推邑，而部院诸巨公、翰林苑御史台诸名流，亦共上下其议论，相见恨晚。于是广学会书籍竟得传入禁中，上邀御览。儒生荣遇，千载一时。京师新创之强学会，固与广学会气求声应者也，会中人多与先生（指李提摩太）游，得其序文，函嘱刊诸本报。”李提摩太北上系作为上海教会推任的代表，到京上书清廷，求保护教民和允许信教自由。七月二十九日他在京见到李鸿章（注：《影响我国维新的几个外国人·李提摩太》，第104页，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康有为在京时与李提摩太也见过一面，时间是八月二十九日康有为出京之日（注：李提摩太在他写的《留华四十五年记》中写道：“1895年10月17日（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我与康有为初次晤见，……他在明天离此回南之前，带着一本自己的著作送给我。他告诉我，他相信我们出版物里所说的上帝的慈爱及国家间的友爱，并且他希望与我们合作来改造中国。”见《戊戌变法》（三），第554页。 另据《康南海自编年谱》，出京时间为八月二十九日，《戊戌变法》（四）， 第134页。）。广学会刊出的《强学会序》，可能是这次见面时康有为向李提摩太提供的。寄出北京的时间当在九月以后。疑问是，既然“会中人多与先生游”，为什么序文不署作者本名，而故意称“不著撰人名氏”？ 谈到强学会时，我们还不应回避有关文献中多次出现的“强学书局”。 同期《万国公报》还刊有编者加的《强学会记》：“本年六月间，京师有拟开报馆之议（即梁启超在京办的《万国公报》——引者注）。南海康长素主事有为实左右之，袁慰亭观察世凯、陈次亮部郎炽、王幼霞给谏会英、丁叔衡太史立钧、翁师傅之从孙韬夫太史斌春、曾文正公之孙重伯太史广钧、礼邸之甥子爵某君、南皮张尚书之公子君立孝廉权等凡十余人，亦相与讲求中外掌故。惟日孽孽，旋以‘强学’名其会，而别设强学书局于京师，议印一切有用书籍。于是台谏、翰林之知名者，如洪右臣给谏良品、文芸阁学士廷式诸君；外僚之入觐者，如王爵棠方伯之春、程从周军门文炳、龙觐臣军门殿扬诸君先后入会，无虑数百。南皮张尚书拨款五千金，以济公用。寿州孙燮臣司公家鼐代备馆舍，以供栖止。常熟翁督平司农同和许从户都岁拨若干金，并拨发印书机器，以便开公。将来此会大成，用以转移风气，其所关系者大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