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城市结构与功能的变化，一个新兴的特殊的社会群体——近代市民群体开始产生和发展起来。在这里，市民群体是指近代城市社会结构中具有共同的利益和价值取向，与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密切相关的市民所组成的集合体，主要包括工商业资本家、自由职业者、学生和小业主等。 一、近代市民群体的产生 东西方不同的城市化道路说明，中国市民群体和欧洲市民等级的产生方式是不一样的。马克思曾指出：“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些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2页。 ）从欧洲中世纪市民的生活方式来看，它首先是以交换关系为生存前提的群体，是脱离直接参加农业生产的社会阶层。欧洲“城市在其自身发展中，还会改变自身的社会结构，并且产生新形式的社会阶层，历史上，商业城市的兴起，就曾使商人阶级扶摇直上……充任了城市权力结构中的主要角色，开始左右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注：《大英百科全书》1976年版，第17卷，第14页。）市民等级有自己的城市法律、（注：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1页。）城市参议会、 军队和自己出资修建的城墙等。而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对传统城市中手工业和商业的干预和控制，严重阻碍了手工业和商业的扩展，使手工业者和商人难以发展成为独立自治的市民等级，因此在传统城市中，市民阶层的力量十分微弱，自主意识和抗争的行为能力均非常有限，且与他们原来的乡族社会结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工商业者阶层从未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中国历史上城市的“早熟”与市民群体的晚出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差。这里的“早熟”当然不是指象西欧城市那样逐渐孕育出一个成熟的市民等级和市民社会，而仅仅是城市规模的扩大，政治功能的膨胀。中国城市虽然“早熟”，但结构与功能的单一化，城市社会内部分工的不完善，使中国城市与欧洲城市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中国传统的城市消费者，是自给自足的生产者和所有者，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以货币为生存手段的城市消费者，因此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与欧洲市民完全不同。而且城市中的手工业还没有完全从家庭手工业和农业中分离出来。 在近代城市化的过程中，随着工商业的兴起和人口的增长，城市中出现了与传统城市截然不同的市民群体或阶层，构成了近代城市社会体系。上海有学者把这一过程称为从传统的乡民、邑人到近代市民的转变。（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政治社会篇》，第4章。 ）他们把近代上海市民分为四个层次：1、资本家，主要来源于买办、 进出口贸易商以及本籍和外地移居的绅商。2、职员， 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①凭籍新式职业谋生的市民阶层，②旧式职业从业人员的转型，③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成批接受过近代教育的青年被纳入各种社会职业。他们认为，职员群体主要是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后逐步形成的，是新旧并存处于转型中的市民群体3、产业工人，主要来源于农民， 市民和熟练的手工业工人只占极少数，是一个由乡民汇集而成的市民群体，带有较多的乡民色彩。4、苦力，主要指苏北逃荒来沪的农民， 带有明显的地域色彩。而四川大学的隗瀛涛教授认为，近代城市社会结构的演变主要表现在人口结构中工商业人口比重增加，阶级结构中出现了新兴阶级，社会组织中业缘关系逐渐取代血缘、地缘关系，家庭结构核心化、小型化，社会流动性增强，社会价值观念趋于强调变革、效率、进取、竞争等等。（注：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绪论》。）在目前的城市史研究中，对城市社会经济结构的分析，主要集中于下层社会，如工人、苦力、会党、娼妓等，而对城市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中上层作为一个群体研究尚嫌薄弱，且较为分散，主要是从资产阶级的角度分析较多，而不是把它作为市民群体加以研究。 在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现代化的商品生产严重滞后于商品交换。近代民族工业是近代商品市场网络发育到一定程度时的产物。理由是：一、市场积累是近代民族工业资本的重要来源之一。近代中国开埠后，内外贸易有了长足的发展，通过市场网络，约有三部分人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货币财富。首先是经营棉纺织品、金属、日用百货等的商业资本家；其次是经营丝、茶出口的商人及相关的钱庄业主；再次是洋行、外资银行的中国买办通事等。这些人中有不少成为民族工业资本家，其货币积累转化为近代工业投资，如徐润、朱葆三、祝大椿、虞洽卿、王一亭等人大都先商后工，创办实业，其启动资本大都来自于流通领域中市场赢利积累。二、进出口替代是民族工业起步的市场“行轨”。如果说机制缫丝业等是受外贸影响发展起来的近代民族工业的嚆矢，那么，真正代表着近代民族工业崛起，对中国原有经济结构产生重大影响的是仿洋机制品工业的兴起。（注：张仲礼主编：《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第306页。）近代中国资本家虽未制定进口替代战略， 但它对中国民族工业步入经济发展的大舞台具有强劲的市场引力。进口替代工业一般都是在进口机制货品渗入城镇乡村，开辟了一定的市场空间后出现的。由兴商转入发展近代工业是对中国商品市场网络发展作出的积极反应，市场发育促进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发育，是城市经济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性一步。当然，沿海沿江城市在这一转变中的灵敏程度有较大的差异，因而这一转变实际上制约着近代区域城市化的步伐，同时也说明近代形成的新的市场网络在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性。积极投入这一转变进程中的工业企业家成为市民群体中的中坚力量，即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分子。 清末民初市民群体的重要来源之一是绅士阶层的分化。在封建社会中，“绅为一邑之望，士为四民之首”，（注：徐世昌：《将吏法言》卷5，第8页。）绅士阶层享有舶役优免权及其他法外特权，所谓“官于朝，绅于乡”形象地说明了绅士阶层独特的社会地位。鸦片战争后，在近代社会矛盾和民族危机等因素的刺激下，绅士阶层经历了一个痛苦的分化过程，其中相当一部分成为绅商，从而成为市民群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谓绅商，就是指绅与商两者合流之后产生的一个新的社会群体。随着清末社会的变迁，两者之间的差距日益缩小。一方面士绅向商人转化（由绅而商），另一方面商人在取得商业利润后，为了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通过捐纳制度为自己购得一个士绅的名分和头衔（由商而绅）。以清末苏州总商会为例，一些著名绅商如尤先甲、潘祖谦、王同愈等即为由官绅和科举仕途转为投资经营民族工业；张庆镛、庞延祚、黄驾雄、季筱松等则是由商而绅，清末捐纳制度的泛滥，为由商而绅提供了条件。这种双向互动融合作用的结果，便是出现近代人们习惯上所称的绅商。在清末十几年中，绅商作为一个最有影响的新兴势力崛起于近代中国社会的舞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