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国民党的创世人和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先生被国民党尊称为国父，其思想亦被称为国父思想。长期以来他的思想，尤其是三民主义一直被国民党当作立党治国的根本精神。但与颂扬声相对立，近年来三民主义在台湾也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质疑，特别是有些民进党人士认为“三民主义是中国大陆的事情”，与台湾无关，在台湾应该废除三民主义。前民进党主席甚至说三民主义是乱七八糟的东西。（注：郎裕宪等：《孙中山先生思想与中国前途座谈会纪录》（上），《近代中国》第110期，1995年12月25日。 ）三民主义在台湾的圣经时代正在悄然逝去。 大致说来，近50年来以三民主义为核心内容的孙中山研究在台湾经历了一个从发展到繁荣，再到反思的过程。 发展阶段（50年代—70年代中） 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迁台湾后，蒋介石就开始总结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并强化三民主义教育。他不仅强调要加强对国民党一般党员的三民主义思想教育，而且强调用三民主义加强对学校教育的钳制。当然，这里的“三民主义”已不完全是孙中山思想的本义，实际上包含着蒋介石添加的一些内容。 首先，蒋介石打着孙中山、三民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三位一体的旗号，极力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四维八德”——礼义廉耻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他要求把“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调整过来，从正面肯定，就能达到“四维既张，国乃复兴”的目的。表面上，他将孙中山说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而其潜台词则是：蒋介石是孙中山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人。这种强调“道统”的作法于无形中加强了他在一般民众心目中的权威和正统地位。 其次，曲解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为“革命哲学”，也就是他的力行哲学。在《总理知难行易学说与阳明知行合一哲学之综合研究》一文中，他斥责一般党员缺少“革命实践精神”，“只知空谈幻想，不图改变”，和共产党一对阵，“力量便无形瓦解”。（注：蒋介石：《总理知难行易学说与阳明知行合一哲学之综合研究》，《蒋总统革命思想》第95页。）并要求国民党党政军各级人员“切实研读”他的《行的道理》讲演词，杜绝“一旦外援断绝”，“就认为前途无望”消极情绪的蔓延，（注：蒋介石：《军校学生的求学目的及成功要道》，《蒋总统集》第2册，第1763页。）做到一旦和中共交战，“不成功， 便成仁”。 第三，“万分惭惶”地增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关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1925年戴季陶就有所归纳，此后胡汉民、周佛海亦涉及到此一问题。在此基础上，1939年蒋介石提出自己的《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践程序》，用“民生哲学”对抗当时颇为流行的唯物史观。50年代，蒋介石的三民主义体系论得到注经般的阐扬，如罗刚的《三民主义的体系与原理》、刘修如的《三民主义教程》就是根据蒋所概括的程序内容展开的。蒋对三民主义思想体系增补的另一个大胆举措是在1953年国民党七届中委会第三次会议上发表《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众所周知，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作《三民主义》演讲时，民族主义、民权主义皆有六讲，而后的民生主义由于局势恶化，只讲了食、衣、住、行四讲。蒋介石认为还有“育”和“乐”两个问题有待研究，说“如不把育乐这两个问题，和衣食住行这四个问题，一并提出研究，就不能概括总理民生主义的全部精神与目的所在。”（注：蒋介石：《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国父全集》1974年版，第1册249页。）《两篇补述》中，除了个别对大陆的攻击之外，还是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的。如关于人口的质与量、教育上的升学主义，以及文艺、宗教、社会环境等问题的意见，还是有很多精辟见解的。从补述中，我们也隐约发现此后“台湾奇迹”的影子。 除了加强对国民党党员和台湾民众的三民主义灌输外，蒋介石还极力加强对学校教育的控制，提出“要建立伦理、民主、科学的三民主义教育。”（注：蒋介石：《救国教育》，转自《台湾30年》第110页。 ）“三民主义教育”的趋向，一方面是为台湾社会经济建设提供合格的人力资源，另一方面则是加强对青年学生的思想控制，以免在利用学校教育这枚双刃剑时，一不小心斫伤自己。为了贯彻此一“三民主义教育救国方针”，1950年6月， 台湾“教育部”颁发了《戡乱建国教育实施纲要》26条，对加强三民主义教育做了详细的规定。于是，在台湾，孙中山思想遂成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必修课程之一。自1956年台湾“大专联考”（高中毕业会考暨专科以上学校联合考试）开始，三民主义又成了不可缺少的考核科目。 在蒋介石对三民主义“霸道”专控中，台湾孙中山研究一直扮演着政治生活的奴婢角色。除了陶希圣、陈立夫、孙科等老牌政客忙于为一些孙中山研究著作作序外，其他学者，如崔书琴、张其昀、任卓宣、崔载阳、张铁君、罗时实、崔垂言、叶守乾、叶祖灏、罗刚、傅启学等人成为此一时期台湾孙中山研究的“佼佼者”。其中尤以崔书琴的《三民主义新论》与《孙中山与共产主义》两书为时所重。任卓宣（又名叶青）所著的《三民主义新解》一书，获取1966年首届中山学术奖。在大专教材方面，除了刘修如的《三民主义教程》完全是蒋介石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观的扩版外，其它如秦孝仪的《三民主义基本教材》、唐振楚的《三民主义要义》及《民族主义要义》更干脆变成了孙中山和蒋介石的选集合编。 以1966年孙中山诞辰100周年为契机， 台湾孙中山研究形成了一股热潮。除国父纪念馆、 阳明山中山楼等硬件纪念设施相继于1961 年和1966年竣工外，一大批研究著作也纷纷“借光”推出。仅1965年台北各界就出版了12种纪念丛书，如《国父全集》、《国父年谱》、《国父墨迹》、《国父画传》等。其中《国父全集》为“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学术论著编纂委员会”增订而成，故又称为《会本》，凡三册，2293篇；而《国父年谱》由国民党党史会编订，罗家伦任主编。此二者为以后多次增订的《国父全集》和《国父年谱》之蓝本。由张铁君主编、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出版的《国父百年诞辰纪念丛书》二辑二十四本亦于此时推出，（注：包括陈固亭的《国父与日本友人》、任卓宣的《国父科学思想》、张铁君的《国父元学思想发微》、何名忠的《国父思想与我国乐教》、杨幼炯的《国父的政治学说》、廖枢的《国父社会安全制度研究》、梁寒操的《国父思想与人格》、林桂圃的《国父遗教与蒋总统》、李焕的《国父与青年》、崔垂言的《国父思想申论》、罗刚的《国父思想之研究》、曾虚白的《国父思想对时代的贡献》、胡秋原的《国父思想与时代思潮》、邱有珍的《国父、杜威、马克思》、涂子麟的《国父人口论》、黄少游的《国父五权宪法与现行宪法》、袁世斌的《五权宪法与中华民国宪法》、史振鼎的《国父外交政策》、周开庆的《国父的经济学说》、陈叔渠的《国父军事学说》、任卓宣的《国父科学思想》、杨希震的《国父教育思想》。）用主编者的话说，这套丛书对孙中山的“心物一元学论、民生重心的历史论、仁爱基础的社会论、济危扶倾的民族论、权能分开的政治论、五权分立的宪法论、社会价值的经济论、手脑合一的教育论、知难行易的实践论”等学说思想，“均请专家研究执笔”阐发，堪称前所未有之创举。（注：陈固亭：《国父与日本友人·序》，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7年版。）由程天放、罗时实、崔载阳等人编著的《国父思想与近代学术》也是一个大部头，全书从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和哲学等五个方面对孙中山思想作了系统的阐述和发挥。由阳明山政工干部学校编印的《思想战线丛书》中也包括一些孙中山研究方面的著作，如林桂圃的《国父思想与现代政治思想》、徐梅邻的《国父与组织战》、王修浩的《国父与群众战》、林大椿的《国父与心理战》、马璧的《国父思想与现代哲学思想》、任卓宣的《国父与思想战》、曾守汤的《三民主义新世纪》、薜纯德的《国父思想与现代伦理思想》、曾松友的《国父思想与现代社会思想》、田炯锦的《五权宪法与三权宪法》、吴演南的《国父思想与现代经济思想》、赵振宇的《国父思想与现代军事思想》、周世辅的《国父思想与中国文化》、张维松的《国父思想》、崔载阳的《国父思想与现代教育思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