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剿平粤匪方略》（以下简称《方略》）是一部清同治年间官修的档案文献汇编，它收录的是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形成的谕旨、奏章，其规模之大，卷数之多，在清代历朝所修方略或纪略中堪称之最，也是以往研究太平天国运动史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然而，蕴藏在此编背后的编纂体系，迄今却很少有人关注，由此而导致的弊端，不能不引起史学界的重视，故有必要对其进行分析研究。本文拟就《方略》编纂的背景与思想、体例与特点，及其对原档的删修，分别加以论述。 一 清政权是以武力取得的，统治者自然极为崇尚武功。自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之乱始修《平定三逆方略》后，“每次军功告蒇及遇有政事之大者，奉旨纂辑成书，纪其始末，或曰方略，或曰纪略。”（注：《钦定大清会典》卷3。）遂形成一种修书定制，以后各朝相沿遵行， 为的是“光大烈业，垂示后昆”。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1850年1月）， 以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于广西桂平金田村揭竿而起，太平军曾“扰及畿甸”，“几乱大局”。为挽救危局，清政府急谋平乱之方。经过双方长达十八年的对峙，历经道光、咸丰、同治三朝，交战区域遍及十六省，直至同治七年（1868），太平军余部方被平定。这次运动对清朝二百年来的统治是个强烈的震撼，清政权因此元气大伤。为使后嗣子孙皆知皇朝“整军经武之有方”，“著保大定功之有本，守难于创绎”（注：《钦定剿平粤匪方略》（以下简称《方略》）卷首《表文》、《御制序》。），受到重创后的清统治者决定援引定例，将帝后指授文武大臣攻剿机宜之端委曲折载笔兰台，“以此编为毫末斧柯之炯戒”（注：《钦定剿平粤匪方略》（以下简称《方略》）卷首《表文》、《御制序》。）。同治七年十一月清帝在准礼部一再奏请编纂方略的上谕中写道，“粤捻各逆次第荡平，迄今追溯艰难，敢不毖后惩前，益深兢惕”（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以下简称馆藏）军机处上谕档，第1294卷。）。随后令钦天监选择吉期，于同治八年二月开方略馆纂书，并由皇帝亲自确定书名。 《方略》一书的编纂官包括总裁、总纂、提调、收掌、纂修、协修、校对、译汉。为了便于秉承朝廷旨意，维护统治者利益，该书总裁由清廷直接任命的五名高级官员组成，为首的是军机大臣·恭亲王奕炘。总纂则由宗人府府丞朱学勤等担任。该书纂修三年，于同治十一年八月告成。全编凡420卷，选辑档案5000余件，约300余万字。内容包括敌对双方交战情形及清军的作战部署、军队调拨、粮饷筹备、官员配置和奖惩抚恤等史实，是史学界研究太平天国运动史利用率较高的清方档案资料汇编。 《方略》一书的编纂从始至终贯穿着一个指导思想，这就是以皇权为中心，为帝后歌功颂德，这一主题在该书开篇表露得十分鲜明。《方略》卷首《御制序》及《表文》中把对太平军的剿灭归功于当政帝后的知人善任和用兵得宜，并将最高统治者视为如神的救世主。奕炘等在进呈的折件中也称赞帝后“神谟广运，指授机宜，圣训煌煌，昭如日月”（注：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文教类，第4995卷。）。这些思想无疑为《方略》的编纂奠定了突出皇权，唯帝后独尊的指导方针，使该编在各个方面，无不打下以尊王为前提，以统治者利益为导向的烙印。 二 《方略》一书为编年体，按奏折奉旨时间及寄信或明发谕旨时间之先后，依次编排顺序。同日折报，以具奏人官阶为序排列。所奉谕旨，分别列于有关各折之后。其中奏折以奉旨日作为史料编排的依据，而内外臣工上报时的具文时间均不寻载，即以皇帝处理文件的日期为主线，取代了史料自身形成的时间。这种编辑体例，引发出很大弊端。 清代文报传递主要靠驿路，而由各地发到宫中之折件，因路途远近不同，传递时间短则当日，多者经旬累月，奉旨日与具奏日之间，显然相差迥异，按朱批日排列文件顺序，势必造成史料时间线索上的错乱。如咸丰九年十月初七日兼署两广总督劳崇光奏报桂林解围折（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以下简称《史料》）第21册，第624页。），由于粤省距京道途遥远， 战报转送迟缓，当朝廷获悉并批旨已是二十天之后， 即十月二十七日（注： 《方略》卷226。）。也就是说，此折系月初具奏，当编入《方略》后， 便成为月末之折件。笔者发现，史学界在引用《方略》材料时，有许多误把其中的文件时间当作官员具奏日期，致使史料时间有误的例子（注：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论文选》（上），三联书店1981年1 月版，第239页注②、第254页注①；茅家琦等编著《太平天国史研究》第一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3、179页。），此皆缘于《方略》编辑体例所造成的混乱。此外，由不同官员在同日分别呈递之件，经《方略》编排后，还可出现因到京奉旨日不一而被分排甚远的情况。如咸丰十年八月二十三日两江总督曾国藩及浙江乍浦副都统锡龄阿同日分别进呈的宁国府城被陷折及平湖县城失而复得折（注：《史料》第22册，第528、532页。），朱批日前者为九月十一日，后者为十月二十一日。同时具奏的折件，经《方略》按朱批日编排后，相距竟达四十日，而且排位间隔三卷之遥（注：《方略》卷251、254。），文件之间应有的时间联系被如此割断。所以，按朱批日排列文件顺序，并不能准确地反映档案史料的真正次序。《方略》屏弃了对读者来说更有价值的文件形成日期，而且打乱了历史事件之间原有的时间关系，这一编辑体例是该书以皇帝旨令为本的突出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