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是19世纪60年代在中国发生的一场改革运动，它实际上成为中国近代化的起点。这样一场洋务运动，其发起者、主持者及参与者并非只是几个洋务派官僚，而是一个庞大的、内部构造复杂的洋务改革集团。从内部构造看，洋务改革集团内部可分为领导决策层、参谋鼓动层、组织经营层、科技人才层四大层次。他们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从不同的高度和侧面参与着、影响着洋务改革运动。 一 洋务改革集团的领导决策层 这一层面主要代表人物在中央是奕炘、文祥等，在地方则主要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人。这些人尽管在许多方面受到传统封建观念和地主阶级顽固派的钳制，但手中实权在握，有权有钱有兵，这是他们能够推动洋务运动的政治条件；这些人在国务活动和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比统治阶级中的其他人更早地接触到西方人、西方事物，尽管粗陋，但对西方社会有不同程度的了解，这是他们推动洋务运动的思想和观念方面的基础。从这一层面内部来看，具体做推动工作的是地方实力派，尤其是前期的左宗棠、李鸿章和后期的张之洞。曾国藩虽因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最早死去，在洋务运动中实绩不多，但其特殊的地位、身分及最早创立安庆内军械所及倡设制造局，却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推行洋务运动的地方实力派首领。曾氏生于以程朱理学为宗、学风上不尚空谈的湖南，青年时代与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罗泽南、曾国荃等人求学于长沙岳麓、城南两书院。他们当时切磋学问、议论时局，日后则彼此呼应，结成集团。曾国藩的洋务思想是其传统的封建统治思想发生重要转变的产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曾国藩独崇程朱理学。他在潜心研究中树立起对“理一元论”宇宙观为哲学基础的封建伦理政治观念的信仰，在对外关系的态度上是“天朝至尊”。19世纪50年代后，承负起镇压太平天国、挽救清王朝灭顶之灾的“救世”责任的曾国藩，不是从学术角度而是从政治需要出发，吸收和利用清代汉学认识论及治学方法中的某些因素为其服务，在对外的态度上开始承认中国有不如人处，即“逆夷所长者，船也，炮也。”（注：《曾国藩全集·文集》卷3，第50页。）这时，他已不自觉地产生了了解西方的欲望。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曾国藩已从了解西方的“欲望”发展到进一步的行动。他提出“购买外洋船炮，为今日之第一要务”（注：《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4，第181页；卷14，第181页；卷27，第95页。），表明这时他已将此类活动视为有全面意义的政策。他设想机器设备“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制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注：《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4，第181页；卷14，第181页；卷27，第95页。）他在安庆创办军械所；他与李鸿章共同倡导于上海设江南机器制造局；他建议在江南制造局设立学馆，“选聪颖子弟随同学习”，以期“不必假手于洋人”。（注：《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4，第181页；卷14，第181页；卷27，第95页。）李鸿章曾入幕曾国藩，但年纪的差异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纷争，加之得益于清廷中枢扬淮抑湘之策略，李鸿章逐渐成为洋务改革运动的挂帅人物。同曾相比，李鸿章后来居上，他的近代化思想更为明朗强烈，突破了林则徐、魏源的“师夷”思想的局限性，达到了更高水平的“内须变法”的高度。（注：《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第26页，卷19第43页。）他指出“若事事必拘守成法，恐日即危弱而终无以自强”（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9，第28页。），所以必须要破除成法，“以求洋法、习洋器为自立张本。”（注：《海防档（丙）》第3页，机器局（一）。） 洋务运动后期的主持者张之洞与曾、李又有不同。曾、李靠组织武装镇压太平天国而发迹，张是靠笔杆起家，以清流自许并最终得逞；曾、李是拥兵的实力派，清政府既不得不依靠但又对之心存疑虑而戒备，而张之洞则两袖清风，直上青云。以他们为代表的洋务改革集团领导决策层有以下明显之特征。 有极其复杂的思想体系。从其统治思想来看，既有死心踏地维持清朝封建统治的一面，又有要求振作、整顿、革除弊端的一面。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以后，曾国藩一方面坚决镇压起义，另一方面确也曾屡屡上书朝廷力陈民怨沸腾之状，要求扭转吏治腐败，实行自上而下的兴利除弊。从其洋务思想体系来看，他们兴办洋务既有对内镇压人民、维持封建统治的一面，又有对外“隐图自强”的一面。从特定的角度看，洋务运动本身是国内阶级矛盾尖锐、斗争白热化的产物，面对着火山爆发般的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苗民起义、回民起义等等，主持者们兴办洋务的主要意图是借助于机器生产的枪、炮、船“剿贼”、“清内患”。但除此之外，确有另一面思想掺杂其间。如19世纪60年代初，奕炘已经有了办洋务军事工业“御侮”即防范侵略的想法。他在1861年5月的奏章中谈到创办洋务军事工业时说：“现在江浙尚在用兵，托名学制以剿‘贼’，亦可不露痕迹，此诚不可失之良机也。若于‘贼’平之后始筹学制，则洋匠虽贪值而肯来，洋官必疑忌而挠阻，此又势所必至者，是宜趁南省军威大振，洋人乐于见长之时，将外洋各种机利火器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秘。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注：《洋务运动》第3册，第467页；第6册，第149页；第8册，第439页。）李鸿章则更进一步认识到，“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指出“我能自强，则彼族尚不致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注：梁启超：《李鸿章》第84页。）类似的想法和议论很多。因此，不能说洋务派主持者们创办洋务工业初期的目的只是为了剿贼。这种复杂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洋务思想是当时中国社会现实在洋务派官僚头脑中的反映和折射。 洋务集团领导决策层思想的某些方面对早期林、魏思想有承继性。魏源作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人物，第一个提出了“师夷制夷”的思想。这一思想影响到洋务派主持者们，有的部分则为他们所继承。洋务派们感觉到并认识到“我朝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奇局”（注：《海国图志》筹海篇（议战）。），“当今之时，处今之世，固非闭关自大时也”（注：《洋务运动》第3册，第467页；第6册，第149页；第8 册，第439页。），应抛弃“荒服之外，无非藩属，悉我臣仆”的陈腐观念，适应“宇宙之大势”的潮流，“天下万国各有所长”，因此宜“取长补短，彼此有益”（注：《韬园文录外编》（变法自强）上。）。要“自强，而要自强自立，必须采用西法”。从“千年未有之奇局”、“取长补短，彼此有益”、“采用西法”中，我们不难找到魏源的关于时势变化、师夷制夷的思想内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