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戊戌变法的一百周年。发生在上个世纪末的这场变法运动，是一次有一定群众规模的救亡图存的政治运动，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不仅在政治上力主改革，将锋芒指向封建专制制度，而且打破了中国知识界的沉闷局面，帮助人们认清世界大势，看清中国所面临的严重民族危机，激发爱国热情，空前提高了民族觉醒程度；它在相当广泛的规模上传播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初步宣传了“民权”思想，给知识分子灌输了一些民主意识；它有力地宣传“变”的观念，帮助许多人打开了眼界，对人们的世界观的变化起了巨大的激荡作用。它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严复是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走上历史舞台的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严复与维新派中其他人物相比，一个显著特点是，他除和其他人物一样拥有坚实的“中学”基础外，还有颇为深厚的“西学”素养。这就使他能够运用西方的近代哲学理论，通过中西的比较，提出自己的维新思路。特别是他通过翻译向中国知识界系统地介绍“西学”的先导作用，使他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拥有重要的地位。 对严复思想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向来为中外学人所重视。在资料整理方面，已出版收集比较完备的有王栻主编的《严复集》（五册）和商务印书馆重印的《严译名著丛刊》，计八种。在专著方面，已有若干部问世。至于论文，初步统计百年间约三百余篇。这些论著从各个方面对严复的研究应该说已经达到了相当的广度和深度，但也应该指出，对严复的研究在某些问题上，仍有待深入。例如，严复思想的发展，是一个从进步到保守的过程，即从早年宣传民主和科学思想，大力翻译介绍“西学”，鼓吹变法维新，批判封建思想，到了后来却日趋保守，甚至主张尊孔读经，赞成恢复帝制。这种从进步到保守的历史现象，在近代中国不仅严复一人如此，康有为、章太炎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于严复的这种现象，有的研究者也试图加以解释，但却未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说明。这就需要学术界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同时，他所写下的大量的按语中，包含着不少颇有见地的思想，例如，他对当时中国和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的认识；他对中国求富、求强、现代化的一些想法；他的关于人口的思想和救贫思想等等，是有些有益的东西，是值得我们发掘的。因此，笔者今以《试论严复的人口思想》为文，作为对戊戌维新运动一百周年的纪念。 关于严复的人口思想，在已发表的研究严复的三百多篇论文中，仅有一篇是探讨他的人口思想的。（注：见《研究严复主要书目和论文索引》，载张志建著：《严复学术思想研究》，附录，页333—360，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5年12月版。该文为舒扬所写的《严复人口思想述评》，载《福建论坛》1982年第6期，本文撰写时参考了该文。 ）严复的人口思想，总的说来，是以达尔文、赫胥黎的进化论、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同中国当时的人口问题相结合的产物。因此，本文拟从此出发来探讨严复的人口思想。 （一）严复的人口思想，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是他首先是从生存竞争关系到种族存亡的角度来观察中国人口问题的。他深深为当时的中国人口过多而且存在着质量低下的恶性循环，感到极大的忧虑。 严复首先从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出发，认为人类也是按照“争存天择之理”发展的。他说：“英达尔温（达尔文）氏曰：‘人物之初，官器至简，然既托物以为养，则不能不争；既争，则优者胜而劣者败，劣者之种遂灭，而优者之种以传。既传，则复于优者中再争，而尤优者获传焉。如此递相胜不已，则灭者日多，而留者乃日进，乃始有人。人者，今日官品中之至优者也，然他日则不可知矣。’达氏之说，今之学问家与政事家咸奉以为宗，盖争存天择之理，其说不可易矣。”严复认为，近二百年来，白人“民智日益开”，“经略全球，红人、黑人、棕色人与之相逢，始则与之角逐，继则为之奴虏，终则归于泯灭。”“夫黄种之后亡于红种、黑种、棕色者，岂智力之足抗白人哉？徒以地大人多，灭之不易，故得须臾无死耳。”“支那之人亦窃恃此以无恐，然吾窃虑支那之民虽众，未可恃也。”为什么中国人虽多而不可恃呢？严复认为这主要的原因是，中国人口的增长不是靠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优越，而是由于人口质量低下形成的恶性循环。他说：“夫支那有此生齿者，非恃其天时地利之美，休养生息之宜，以有此也。其故实由于文化未开，则民之嗜欲必重，而虑患必轻。嗜欲重，故亟亟于昏嫁，虑患轻，故不知予筹家室之费而避之。往往一人之身，糊口无求，娶妻生子，视为固然。”“设使娶妻一人，生子四、五人，则均须仰食于不足自给之一男子，则所生之子女，饮食粗弊，居住秽恶，教养失宜，生长于疾病愁苦之中，其身必弱，其智必昏，他日成长，亦必有嗜欲而无远虑，又莫不亟亟于嫁娶。于是谬种流传，代复一代。虽半途夭折之数极多，然所死之数，必少于所生之数。”（注：严复：《保种余义》，《严复集》第1册，页86—87。）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恶性循环呢？严复认为，这是由于中国以神鬼为宗教，人们普遍认为没有子孙后代为其血食祭祀，被视为上天的最大惩罚所造成的。他说：“自以人鬼为宗教，而不血食为莫大之罚！于是吾人以昏嫁为天职。而中国过庶之患兴焉。虽然，庶矣，而富教不施，则其庶矣，正其所以为苦也。”“夫聚不教劣种之民于竞争之世，其不能为优胜明矣！”（注：《法意》，按语，见《严复集》第4册， 页1007、1008。） 上述严复关于中国人口状况的描述，以及中国人口之所以形成这种状况的述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口的状况。但是他把中国人口的数量多质量低，完全归之于“文化未开”、“嗜欲重”、“虑患轻”，“亟亟于嫁娶”等纯精神因素，则是片面的。诚然，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多子多福的思想，以及在历史上很早就形成的早婚习俗，对人口的增殖确实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是，必须指出，这种现象的本身，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生产方式的产物，是受中国封建社会人口再生产的规律的影响、制约和规定的。这是严复所没有认识到的。人类自身的增殖或者再生产是自然现象，但也是社会问题。人口的发展或生产，一方面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内容，一方面又主要由社会生产方式所决定和制约。因此，讨论人口问题，不能不透过现象探求它的终极的、社会的、经济的原因。“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23，页692。 ）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再生产，也和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发展一样，有明显的特点和发展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