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茂荫是清末道咸时期的官员，马克思《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自30年代起国内就开始了对王茂荫的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参与研究的人数越来越多，研究的内容越来越全面，研究的层次越来越深入，发表的成果越来越多，现特将王茂荫的研究状况作一介绍和评述。 将王茂荫的研究状况进行时间上的划分，大致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郭沫若先生发表《资本论中的王茂荫》的1936年起到新中国成立止，约13年时间。这一阶段内，是对王茂荫的初始研究。因而，研究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王茂荫的家世、货币理论两个方面。研究的成果较为明显，为后起的研究作了很好的铺垫。这一阶段研究卓有成效的有郭沫若、吴晗、王璜、张明仁、朱曼华等人。现分别述来： 1、郭沫若发起研究及其成就。这一时期， 郭沫若先后撰发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资本论中的王茂荫》，写于1936年10月19日，此文载于《光明》半月刊第二卷第二号上，该号于民国25年12月25日出版；另一篇是《再谈官票宝钞》，此文载于《光明》半月刊第三卷第一号上，该号于民国26年6月10日出版。综合二文， 郭氏主要研究了如下问题：（1）为王茂荫姓名的外文译中文失误而正名。1930年， 国内出版了经济学家陈启修先生新译《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其中陈先生根据德文中Wan-mao-in而将之译成人名万卯寅；日本也有人将之译成“王猛殷”或“王孟尹”的。针对这不同译法而且肯定出错的情况，郭沫若先生根据中文翻译的内容，查考了《东华续录》咸丰四年（1854）三月初五日甲辰项记载。由此断定外文之Wan-mao-in为王茂荫无疑，从而为王茂荫正了名。（2）大声疾呼研究王茂荫。由于郭沫若先生的重视和建议， 不久，有人根据北京清史馆馆藏资料进行王茂荫经济思想的理论研究，有人到王茂荫家乡走访并发掘资料，调查王茂荫的生平事迹，有的向学术界公开自己获得的历史资料，有的就自己的生活经历谈了对王茂荫后裔的印象等，在国内接二连三地出了一批文章，一时间掀起了一个研究王茂荫的小小热潮，按郭老的说法，这是在研究上运用“集体的方法”的“有效”的反映。（注：郭沫若：《再谈官票宝钞》，载民国26 年6月10日《光明》第三卷第一号。）（3 ）对王茂荫关于发行官票宝钞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郭沫若先生在《再谈官票宝钞》一文中，申述了他对王茂荫关于在当时发行官票宝钞问题的主张、建议、实践等的看法。所谓“再谈官票宝钞”，并非郭沫若先生本人已有先见，而是他当时在继王璜所写《王茂荫的生平及其官票宝钞章程四条》一文后写成的。王文发表是作者响应郭沫若先生的倡议在郭文之后随即发表的，亦同载于《光明》半月刊第二卷第九号上。在这篇文章中，郭沫若先生以十分严谨的态度谈到他原在《资本论中的王茂荫》一文中一些对王茂荫的猜测，“有些的确是错了。”他说：“我疑铸大钱的办法是出于王茂荫，那便是猜错了一项，看王茂荫的前后奏折，他在起初倒是反对铸大钱的人。”郭沫若先生指出了王茂荫起初反对铸大钱，而铸大钱的首倡者是王懿德。在该文中，郭氏继而指出王茂荫是发行官钞的建议者。“大钱铸造的建议者虽然不是出于王茂荫，但钞票的建议是出于他，那是被我猜着了的。他最初的建议便是那咸丰元年九月所奏的理财的一折，在那儿他规拟了十条，……。”还一语中的地道出王茂荫主张发行的官钞应是可兑现的官钞。由于郭沫若先生在30年代的发起，和他自己对研究的投入，自《资本论》翻译成中文后，我国学术界对王茂荫的研究便开始起步，并取得初步成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不仅是我国研究王茂荫的发起人，而且是王茂荫研究的首席学者。他的研究文章是王茂荫研究的奠基之作，他的治学风格和态度更给王茂荫研究者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2.张明仁的研究及其成就。我们所能见到的张明仁先生所著“我所知道的资本论中的王茂荫”一文，载于《光明》半月刊第二卷第四号上。张氏此文的贡献在于：一是他在文中节抄出《清史稿》中的《王茂荫本传》；二是向人们介绍了缪荃荪（注：缪荃荪（？—1919 ）， 字炎之，晚号艺风，江苏江阴人，光绪二年进士，授职编修。）编的《续碑传集》卷十一中有李鸿章（方宗诚代）的“光禄大夫吏部右侍郎王公神道碑”铭；三是向人们介绍在闵尔昌编的《碑传集补》卷五十九有一篇莫友芸的《王节母赞》。张明仁先生此文是对郭沫若先生倡导研究王茂荫的一个响应，他为当时人提供研究王茂荫的部分资料和线索，对郭老的文章起到了补充的作用。但张文中有一个错误，这便是他把闵尔倡新编的《碑传集补》中的《王节母赞》说成是赞王茂荫的母亲的，而实际上这是错误的，据后人研究，《王节母赞》赞的是王茂荫的祖母，而并非是王茂荫的母亲。（注：孙树霖、陈平民、鲍义来：《〈资本论〉中的王茂荫研究述评》，载《徽州学丛刊》1985年创刊号。） 3.王璜的研究及其贡献。郭沫若先生《光明》上的文章见刊之后，王璜先后写有两篇长文，第一篇见刊于《光明》半月刊第二卷第九号（1937年4月）上的《王茂荫的生平及其官票宝钞四条》，此文刊出后， 又被收载于1937年4月第三卷第七期之《史地社会论文摘要》； 第二篇刊于《光明》半月刊第二卷第十号（1937年4 月）的《王茂荫后裔访问记》。在《王茂荫的生平及其官票宝钞章程四条》一文中，王璜写道，他在看到郭沫若和张明仁文后，“遂下了回歙县调查王茂荫的遗事底决心，匆匆地离开了上海，而回到了歙县。回到歙县，就跑到‘义成天官第’去访问王茂荫的后裔，王茂荫的重孙（曾孙）王桂鋆、王桂培两位老先生。我和他们说明了来意后，他们即笑逐颜开地把王茂荫先生的奏折拿给我看，另外还给我一本行状，是曾国藩作的。这行状比《清史稿》上说到的王茂荫是详细得多了。”接着，王璜便将所见曾国藩所作之《皇清诰授光禄大夫吏部右侍郎加二级谕赐祭葬显考子怀府君行状》作了摘抄介绍。该文现收录在《王侍郎奏议》中。继而又就王茂荫所上的“官票宝钞”的章程四条作了介绍，内容见于《条议钞法折》和《再议钞法折》两个奏折中。接下来，王璜还就咸丰帝与王茂荫关于行钞的奏对内容作了介绍。《王茂荫后裔访问记》以清新、细腻的笔调介绍了王璜自己到歙县南乡的义成走访王茂荫后裔王桂鋆（号采南）、王桂培（号丹铭）的详细经过。就王茂荫的居宅状况、后裔当时生活境况，当地人民关于王茂荫居官刚正清廉的一些传说以及王璜等人辗转阅抄王茂荫奏折（手折）、行状，拍照王氏遗像等情况都作了细致地描写，使人读了具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这里附带说明，王璜的祖籍为徽州婺源，于咸丰战乱时迁往外地，王茂荫的祖籍也是婺源，后迁歙县南杞梓里，到王茂荫祖父时，再迁义成，王璜与王茂荫二王同属王氏宗“郭仁堂”，所以，王璜本人有可能是王茂荫之旁系后裔。王璜从上海回歙县搜集王茂荫之遗事，不管是出于对家乡同宗著名人士的爱戴，还是一种难于割舍的恋乡情结，但那种脚踏实地进行科学研究，不辞辛苦搞实地调查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他对丰富王茂荫的研究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