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与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两个极为引人注目的历史人物。前者生于1877年，死于1927年；后者生于1873年，死于1929年，两人并世生存了50年。尽管他们较早就彼此相知，但相交只有在清华国学院做同事的两年。王国维以学术研究上的巨大成就而享誉学界；梁启超亦著作等身，学术耀人，不过他的大半生却以经世为已任奔波于政治舞台，两人同为学人，志向颇多不同。然而，尽管他们立足于不尽相同的路途，却都有着起伏不定的经历，梁启超政治主张上的“流质多变”，使研究他的后世学者颇费一番心思；王国维治学的多次转变以及最终赴死的惊人之举，更让人费解莫明，他们共处的那个动荡不定的时代对他们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将对王梁之间的关系以及彼此的异同作一个概要的分析，并通过这样的分析从一个侧面反映清末民初的文人心态。 （一） 王国维与梁启超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曾在科举路上讨过生活。然而处在欧风美雨飘打下的封建末世，他们最终又都抛弃了科举功名，去追求新知，崇尚西学。在一生的最初阶段他们走过了相似的路途。 王国维幼年时受父亲的熏陶，“诗文时艺、皆能成诵”，7岁进私塾读四书五经，开始为获取功名打基础。梁启超则5岁开始读《诗经》，9岁参加科举考试，11岁便中了秀才。他们在苦读中并没有感到丝毫的乐趣，而是越来越觉得索然无味。王国维曾感叹道，只有当他看到《汉书》后，才认为“是为平生读书之始”。而梁启超在读书之余偶然看到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他比王国维更早意识到，“在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1890年梁启超师从康有为后，思想大变，在短短几年中，他由舍弃贴括而研训诂词章，再由摧陷训诂词章而窥西学。他在王国维之前越过旧学的樊篱迈向新学。同时代的很多青年学子包括其后的王国维也都有类似的经历。 1895年清廷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这一巨祸震动了全国。正如梁启超后来所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直待台湾即割，二百兆之偿即输，而酣睡之声，乃渐惊起。”（注：《改革的起源》，《戊戌政变记》附录一。）康有为和梁启超首先从那批忧国忧民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中脱颖而出，成为维新改良运动的旗手和主帅。他们办报纸、办学会、评西书、倡新学。他们为“公车上书”奔走，提出了系统的变法主张，使维新思潮成为颇具声势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梁启超任主笔的《时务报》的出版，在具有维新倾向的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当梁启超挥斥方遒，投身于变法的时候，王国维在浙江海宁的家乡通过报纸、书籍开始接触西学，了解变法运动。这时他主要读的报纸就是《时务报》，《时务报》成了他吸取新学知识，了解时局的重要来源。 1898年年初，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对《时务报》倾心已久的王国维得以进入《时务报》馆工作。如果他能早几个月到报馆的话，就会与梁启超提前相识了。但是，当这年2月王国维由海宁来到座落在上海的《时务报》馆时，梁启超因报馆内部意见分歧已离沪赴湘。不过，不管他们是否在这时候相识，梁启超通过《时务报》对青年王国维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这时的王国维向往新学，并为列强瓜分下的国家之命运感到忧心忡忡，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瓜分之局已见榜样，如何如何！胸中所欲言于足下者十倍于兹，每一捉笔不知何以忘也。”（注：《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第6页。）其爱国之情溢于言表。随后，对于戊戌维新他表示赞同，并认为此时不能把变法的希望寄托于朝廷，只有广大的百姓都努力去做，做一点就算一点。维新运动被镇压后，他忿忿地写到：“今日出，闻吾邑士人论时事者，蔽罪亡人不遗余力，实堪气杀。危亡在旦夕，尚不知病，并仇视医者，欲不死得乎！”（注：《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第6页。）他这时的思想倾向仍然是清晰可辨的。比之梁启超来，他是有言词而无行动罢了。然而表达这样具有激情的维新言词和思想在王国维一生中持续的时间很短，到了戊戌以后，王国维的政治态度一时已难以辨认。他所走的是一条与梁启超不同的路径。 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的相当长时间里，梁启超仍置身于政治斗争的潮起潮落之中，他先是参与策划了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并且在《清议报》《新民丛报》上发表保皇言论，继续鼓吹改良主张。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他随即投入宪政运动。辛亥革命后，他一度与袁世凯合作，试图有所作为。当袁世凯称帝，他又参与发动护国运动，加入倒袁行列。他也曾参加反对张勋复辟的斗争。以后他因自己的经世抱负难以实现而退出政坛。与此同时，在这20多年里，王国维潜心治学，走出了一条具有其独特风格的学术之路，他自己也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晚辈学子一跃成为遐尔闻名的国学大家。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王国维在潜心治学的同时并非不问世事，辛亥以后，他“纪事则言本朝，革命则言国变，圣讳必缺笔而书，留辫表示满清遗民，”其表现出的思想倾向是很明显的。正是出于这样的立场，他才会对后来的张勋复辟抱有期望。当张勋复辟处于不妙之时，他写信给罗振玉说：“结果恐不可言。北行诸老（指这时追随张勋赴北京的康有为、劳乃宣、沈曾植等人）恐只有一死谢国。曲江之哀，猿鹤沙虫之痛，伤哉！”如此注入真感情的议论时事，使人想起了他在戊戌时期的那些富有激情的言论，然而两者所反映出的时代含义却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有趣的是，就王国维当时的这一立场而言，他刚好与梁启超成了对立面。他在分析复辟事败时说：“此次之变，段、冯、梁三人实为元恶，冯思为总统，段则乘机以恢复其已失之势力，梁为幕中画策人。（注：《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第6页。）与早年相比，王国维这时对梁启超的认识可以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