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有深刻影响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由于这场运动在时间上与洋务运动前后相继，洋务派人物又活跃在戊戌时期的政治舞台上，所以探讨洋务派与维新运动的关系自然成为研究维新运动的题中自有之义。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种关系似乎已有定论，比较典型的说法是：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暴露了洋务运动的反动本质，于是有维新运动兴起。维新是对洋务的否定，洋务派在维新运动中实质上是站在顽固派一边，破坏、抵制维新。维新运动的失败，是顽固派与洋务派的共同胜利。 果真如此吗？需要重新考察。 一 的确，维新运动的兴起，与甲午战败有直接的联系。正如梁启超所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注：《戊戌变法》（一）第249页。）甲午战争中中国的惨败，以及由此带来的民族危机和清王朝的统治危机，引发了社会各阶级、阶层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变法革新的呼声。从普通士子伏阙上书，吁请拒和、练兵、变法，到各级官员言学、言兵、言财，改革意识迅速弥漫。连徐桐这样的守旧人物，也奏请张之洞来京主持改革。当时在京且熟悉官场风气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就曾说：“侧闻京邸大僚之议论，翰林御史之条陈，外省督抚学政之文告、奏章，皆谓不变法不能救中国。”（注：《戊戌变法》（四）第217页。）可见，甲午战后，国内出现了一股巨大的变法浪潮。 一向以富强为要务的洋务派战后也表现得十分活跃。虽然甲午战争中洋务派苦心经营的海、陆军一败涂地，洋务派的领袖人物李鸿章因战败主和成为众矢之的，一时不再为清廷所倚重，但整体而言，洋务派并未因战败而退出历史舞台，他们依然是影响朝局的举足轻重的力量，并积极提出新的洋务建议。《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光绪皇帝发布了两道谕旨，要求内外臣工坚苦一心，痛除积弊，尽力研求，详筹兴革。（注：《德宗实录》卷366。）于是，洋务大员们纷纷上书言事。五月，新疆巡抚陶模上折奏请培养人才，勉图补救；顺天府尹胡燏芬上疏言变法自强十事；钦差大臣刘坤一上《策议变法练兵用人理饷折》；两江总督张之洞上折“请修备储才、急图补救”，提出练兵、筑路、设厂、兴学、举办商政、工政等项措施；八月，陶模又一次上折，陈说时务，主张变法。此后有关变法的条陈和奏折也络绎不绝。 不仅老洋务派频繁亮相，新洋务派也在生成，洋务派的队伍在甲午后不是缩小，而是扩大。战败的刺激，转变了不少人对洋务的认识，由不感兴趣乃至抵拒变为理解、接受、提倡。这一点，唐才常曾有过评说：“自吴中丞狼狈牛庄而后，介胄之夫，稍稍知旧法之不能用，而向之读书谈忠愤、攘臂诟詈、弋乡愿名者，则亦开通其耳目，充浚其知识，幡然求之中西图籍，一洗从前迂骄之气，雍雍彬彬，怀瑾握瑜，庠序之士靡然向风矣。”（注：《唐才常集》第170页。）曾对西学反感、冷淡的李鸿藻、孙家鼐、翁同和等人也不同程度地赞同变法。翻检一下甲午后林林总总的变法奏折，就会看到，不少人在三十年洋务运动中无所表现，此时却能如李鸿章那样，夸夸其谈，大讲洋务救国了。 甲午战后，不但洋务派的队伍有所增加，洋务思潮进一步高涨，洋务思潮的内容也有了新的扩展，出现了由局部学习西方向全面、综合学习西方的趋势，开始由“变事”向“变法”发展，由学习西艺向学习西政发展。盛宣怀在《自强大计举要胪陈折》中说：“泰西诸邦，用举国之才智以兴农商工艺之利，即藉举国之商力，以养水陆之兵，保农工之业。盖国非兵不强，必有精兵然后可以应征调，则宜练兵；兵非饷曷练，必兴商务然后可以扩利源，则宜理财；兵与财不得其人，虽日言练，日言理，而终无可用之兵、可恃之财，则宜育才。”（注：《戊戌变法》（二），第438页。）显然，这已不是就练兵而练兵、就理财而理财、就育人而育人，而是主张在经济、军事、教育方面综合学习西方。甲午战后洋务派学习西方的主张，除了旧有的练兵制器外，更集中于发展工商、改革教育方面，他们对官办及官督商办已持明确的批评态度，主张全由商办，政府应恤商惠工，设立商务局、商会，保护新式工商业。甲午战前，洋务派就已认识到八股试帖、章句小楷“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筹议海防折》。）此时则更是大声疾呼，明确要求改革科举制度，广设学堂，以使国无弃民，地无废才。对待西方政治，洋务派在战后也突破了旧有的认识，提出“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主张对官制、体例进行改革。甚至对西方的国会制度，洋务派也不是全然否定，张之洞认为西方由于有议院，“君与民相去甚近，威仪简略，堂廉不远，好恶易通。其尊严君上不如中国，而亲爱过之”。中国只是暂时无法实行，“俟学堂大兴，人才日盛，然后议之，今非其时也。”（注：《戊戌变法》（三）第224页。） 上述表明，甲午战后，洋务派不是消沉下去，而是更趋活跃，队伍增加；洋务思潮不是走向寂灭，而是更趋高涨，有了新的内容。这一现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我们的研究者忽视了，或者说有意回避了。为了凸现戊戌变法的资产阶级性质，人们大谈维新思潮，大讲维新派的活动，似乎戊戌仅有维新思潮，变法仅是维新派所为。实际上，货真价实的维新派有几人？以维新派主张为宗旨的报刊、学会又有几家？在甲午战后兴起的改革思潮中，洋务思潮是重要的一个层次，它与维新思潮一起，构成了人们所说的“戊戌思潮”，二者虽有差异，但因方向趋同，能相互呼应，相互鼓荡，为变法营造了社会氛围。同样，洋务派也是与维新派颇为接近的过渡性集团，因而能与维新派合作，推进变法的发展。 或许有人会问：既然甲午战后洋务思潮有新的兴起，洋务派的队伍又有所扩大，何以维新派能颖秀超群，使变法运动成为维新而非洋务的继续？圆满回答这一问题，需要专题性的研究，这里只能概要指出三点：其一，甲午战败，使人对只变事、不变法的洋务模式产生严重的怀疑，体制变法已是人心所向，维新派紧紧抓住这一点，宣传大变、全变，以变法统率变事，从而先声夺人，执舆论之牛耳。其二，维新派以激进的兴民权、设议院的主张使自己区别于洋务派。一般说来，在一场社会变革运动中，激进派的主张最为引人注目，人们也惯于从激进派的主张来概括运动，尽管这些主张在运动实践中没有落实或很少落实。其三，维新派是政坛新秀。新秀比老面孔有吸引力，人们也寄以较多的希望。如此几点，使维新派能迅速凸显于政坛，叱吒风云，将各种改革主张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但如果因此而认定仅仅是维新派单枪匹马地变法，则是片面的认识，有悖历史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