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作者在曾国藩传后论曰：“国藩事功本于学问”，而我以为，曾氏学问中最重要的部分当为史学，且造诣颇深。近出《曾国藩全集》共三十卷约1500多万字的作品，大多关乎史学；而其中所写150多篇序、跋、记、神道碑铭、事状、家传、墓表、墓志铭等又多为人物传记。他有时用“前史官”的名义，这是因为他在道光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得派国史馆协修官”（注：《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102页。岳麓书社1989年12月版。《曾国藩全集》以下简称《全集》。）。他所作300多首各种体裁的诗和大量的奏稿、批牍，多为纪实，极具史料价值。在他的日记、家信与读书录中，又时见对史籍之评论。 从曾国藩关乎史学的文字中，不仅反映了他“慎褒贬于锱铢，酌群言而取衷”（注：《全集·诗文》，第322页。）的严谨的历史家品格，也阐发了他的包括历史发展理论和历史编纂理论两个方面的历史学说。现粗加勾勒，借以表明曾国藩理论应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并望有助于对曾国藩的全面认识与评价。 曾国藩的历史发展理论 曾国藩的关于历史发展的理论，亦即历史观，除有一篇专论外，余皆发之于对历史人物或事迹之评论中。它的内容相当丰富且多为前人所未及，至今仍具有借鉴意义。它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在反因果论基础上产生的“顺性命之理论” “顺性命之理论”是曾国藩一篇专论的题目。这是他的历史观，也是他的人生观。曾氏认为，对一个人来说，“性即寓于肢体之中，……而命实宰乎赋界之始”；圣人可以“尽性立命”，而一般“中人”则只需有“复性知命”（注：《全集·诗文》，第133-134页。）之功。 曾氏倡“顺性命之理论”是为了破除佛教所宣扬而为一般人所深信的因果报应论。曾氏认为，司马迁已经怀疑“天道福善”之说。他说，《史记》“大抵率寓言也”，“列传首伯夷，一以寓天道福善之不足据”（注：《全集·读书录》，第75页。）。在同治元年十月初十日，曾国藩对性命之说作了发挥，认为他应当像圣人那样，“若于性分当尽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学则以淡如、泊如为宗，庶几其近道乎”（注：《全集·日记二》，第814页。），他又说，“阅王而农所注张子《正蒙》，于尽性知命之旨略有所会。盖尽其所可知者于已，性也；听其不可知者于天，命也”（注：《全集·日记二》，第814页。）。他又根据对历史的研究，认为“古来大战争、大事业，人谋仅占十分之三，天意恒居十分之七。往往积劳之人非即成名之人，成名之人非即享福之人”（注：《全集·家书二》，第1057页。）。曾氏之好友孙鼎臣和他的四女婿郭刚基均以“才子早世”，这更使他对“天”与因果报应说进一步发生了疑问，“岂天之所可否，与人间所称善恶祸福其说绝不类耶？抑人事纷纭万变，造物者都不訾省，一任其殃庆颠倒、漫无区别耶？”并进而对中国古代流传已久的“天人感应”论表示了怀疑，说“天人感应之故，自昔久无定论”（注：《全集·诗文》，第326页。） 曾国藩认为，对现实生活中同因而异果的现象不能责怪于“天”，而应归之于“命”的不同。他说：“均是人也，所操者大，犹有不暇计其小者，况天之所操尤大，而于世人毫末之善，口耳分寸之学，而一一谋所以报之，不亦劳哉？商之货殖同、时同，而或赢或绌，射策者之所业同，而或中或罢；为学著书之深浅同，而或传或否，或名或不名，亦皆有命焉，非可强而几也。”（注：《全集·诗文》，第251页。） 在曾氏看来，人只要持万事不责报的态度，则“陶然有余欢”。他在己未（1859年）十二月十一日的日记中写道：“因思天下事，一一责报，则必有大失所望之时。佛氏因果之说，不尽可信，有有因必有果，亦有有因而无果者。忆苏子瞻诗云：‘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吾更为添数句云：‘……修德不求报，为文不求传。……中含不尽意，欲辨已忘言。’”（注：《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445页。岳麓书社1989年12月版。《曾国藩全集》以下简称《全集》。）他又从更高的修养标准着眼说，“无所于祈，何所为报？己则自晦，何有于名？”他以此高标准来衡量历史人物，以为只有文王、周公、孔子三位圣人和王船山能达此境界，而“庄周、司马迁、柳宗元三人者，伤悼不遇，怨悱形于简册，其于圣贤自得之乐，稍违异矣”。（注：《全集·诗文》，第251-252页。） 根据“顺性命之理论”，曾国藩教育他的儿子曾纪泽说：“吾于凡事，皆守‘尽其在我，听其在天’二语；即养生之道亦然。”（注：《全集·家书二》，第1214页。）而所谓“尽其在我”，即“尽性”之谓；而所谓“听其在天”，即“知命”之说。“尽性知命”，亦即“顺性命”。 综观曾国藩的“顺性命之理论”，它作为一种历史观是唯心的，因为用因果论来说明历史（包括人类和个人）的发展，虽有有因无果或因同果异之例外情况，但不能以偏概全，将因果律予以否定；另外，曾氏用“天之所操尤大”来解释所以不能凡事责报，又说“天者可知而不可知，无可据而自有权衡”（注：《全集·诗文》，第169页。），可见他仍视“天”为人格神。但“顺性命之理论”作为一种人生观来说，却有其一定的积极因素，因为它要求人们积极做事，但不要刻意地去寻求某种结果，这有利于培养人们积极而乐天的生活态度，确能减少不必要的烦恼。 二、“一二人者之心之所问”或“当路在势”决定风俗论 曾国藩的这个理论是在《原才》一文中提出来的。什么是“风俗”？即“倡而为风，效而成俗”（注：《全集·诗文》，第214页。）之意。“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注：《全集·诗文》，第18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