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后，清政府掀起了借洋债修铁路的热潮，止辛亥革命爆发时，共借洋债30余笔，金额3.4亿两白银。其次数之多，数额之大，在近代中国实属少见。那么，怎样看待晚清这一举措，本文从几个方面谈下自己的看法。 一 “借债筑路”，早在甲午战前就有，不过，清政府当时只是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因此，次数不多，数额不多。（注：甲午战前清政府的借债筑路，成立的只有5笔，金额总共156万两。见《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7，第12-13页。） 甲午战后，“借债筑路”出现了高潮，其原因在于，西方列强已由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其对外经济侵略的重点也由商品输出转变为资本输出。因此，《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美、英、德、法、比、意等国政府代表和资本集团都急不可待的施展各种手段，纷纷向中国强索铁路承修和贷款权。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控制中国路权，实现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目的，并进而左右其中国“行政之实权矣！”（注：《清议报全编》卷17，第105-106页。） 在中国国内，由于甲午战败的刺激和随之而来的列强政治与经济的趁火打劫攻势，使清政府忧心忡忡，深感危机的严重，于是，在1895年7月颁布了“蠲除痼习，力行新政”的上谕，要求各直省将军督抚条陈情形，酌度办法。顿时，清廷内外臣工纷纷上奏，提出救治良策，其中，兴办铁路则被清廷重臣们视为“方今切要之图”、“时务要端”。张之洞指出：力行新政，“寻其收效之著，实莫如铁路一端”（注：《张文襄公奏稿》卷24，第5-6页。）。前两江总督刘坤一也提出“非富无以致强，非强无以保富。而究之富强之本，求其收效速、取利宏，一举而数善备，则莫急于铁路”。若“铁路一成，天下商务必日新月异，不十年而立致富强”。（注：《刘坤一遗集》，第882-886页。） 当时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上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也不约而同的把修筑铁路作为变法自强的重要内容提了出来。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说：铁路“可缩万里为咫尺，合旬月于昼夜”，便于运兵、运械、赈荒、漕运、百司走集、庶士通学、商贾运货、负担谋生、通言语、一风俗，“可得数千万者，莫如铁路”。（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第141页。）此外，何启、胡礼垣等人都提出同样看法。 可见，修筑铁路成了甲午战后朝野上下的一致呼声。修筑铁路有助于国防，有利于振兴工商和开通风气，成了人们的共识。 那么，采用什么方式修筑铁路呢？1895年下半年，清廷内部就此问题进行了商讨，有人提出铁路商办；有人主张借债造路，官办或官督商办；有的则认为铁路商办，亦可许洋商入股，采用中外合股方式。（注：《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1册，第199-204页。）清廷采纳了第一种建议，并于1895年12月6日颁布上谕：由“各省富商如有能集股至千万两以上者，著准其设立公司，实力兴筑。事归商办，一切赢绌，官不与闻。”并同意先从芦汉铁路办起。（注：《德宗实录》卷378，第7页。） 清政府之所以赞成第一种意见，主要是基于两点原因：一是清政府财政困难，入不敷出，无力承办修路事宜；二是甲午战前的各种官办企业的弊端暴露无遗，信誉扫地，再照此办理。已不可能。因此，要振兴中国实业和抵制列强对中国路权的侵夺，最好之办法是商办筑路。 但事情的发展并非按清廷的一厢情愿。由于华商资金不足，加之缺乏创办铁路的技术条件和创业精神，所以，对商办铁路的响应，寥寥无几。虽然有广东在籍道员许应锵、商人方培尧，以及候补知府刘鄂、监生吕庆麟等均称已集股千万，但经大员查实，并不可靠，都是“恃洋股为承办张本”，即为洋商揽办生意而已。在此情形下，清廷内部主张借款官办的意见转而占了上风。 1896年9月，湖广总督张之洞和直隶总督王文韶联衔上奏说：“铁路未成之先，华商断无数千万之巨股。惟有暂借洋债造路，陆续招股分还洋债之一策，集事较易，流弊较少。”并认为，“路归洋股，则路权倒持于彼；款归借债，则路权仍属于我。”所以，主张“款由官借，路由官造，使铁路之利全归于官”。但借债筑路，事关重大，因此，他们又建议特设铁路招商公司，并专设大员，予以事权，官督商办。（注：《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第271-275页。） 张、王的主张得到了清廷的肯定。于是从1896年以后，清政府先后批准胡裕芬多次向汇丰、德华、道胜、麦加利银行以及中英公司等借款，特别是1898年专设“铁路矿务总局”后，更明确规定，要把“借款筑路”之事作为其主要经营业务。由此，“借款筑路”活动迅速进入了高潮。 二 自19世纪末到清朝垮台止，清政府在“借债筑路”的次数和金额方面，均创下了清代和民国筑路借债的最高纪录。在这些借款中，有些是用于筑路，有的是用于赎回业已建成的铁路的，还有的是作为“以夷制夷”、平衡列强在华经济势力的手段的。总之，在每一笔“筑路借款”的合同中，都反映着中外双方的不同心态和利益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前后变化。为了分析上述问题，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一时期中有代表性的主要借款合同。 芦汉铁路借款 当清廷决定大修铁路并于1895年9月成立铁路总公司之后，西方各国资本巨头竟相前来谋求借款等权。几经交涉，张之洞以“比系小国，不干预他事，较诸大国为胜”为由，决定向比利时借款修筑芦汉铁路。1897年5月，盛宣怀与比方签订了《借款草合同》。规定：清廷向比方借款450万英镑，九折实付，年息4厘，期限30年；中方以该路产业作借款担保；比公司派一人为监察并遴选外国工匠；筑路材料须购自外国者由比公司承包一半。（注：《清季外交史料》卷125，第28-34页。）草合同签订后，比方又以款息较低债票难售为名，要求提高年息，还提出了行车管理权和允许法国人参预等无理要求。清廷对比方的这一行为虽有不满，且欲罢议，但又恐改向他国商借“要挟更甚”，为避免“夜长梦多”，遂决定“稍认吃亏，赶紧定局”，并于1898年6月26日正式与比方达成了《芦汉铁路比国借款续订详细合同》和《芦汉铁路行车合同》。其内容与草约基本一致外，将年息定为5厘，存付事宜由华俄道胜银行办理；行车事宜由比方派人经理，中方每年从该路营业余利中提取20%给比方公司作酬金；比方运进铁路材料免纳关税厘金。（注：《清季外交史料》卷133，第17-3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