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海战是一场近代化的大规模海战，其胜负固然受着双方海军力量对比的影响，但更取决于双方海军战略的优劣。本文试对甲午战争中日双方海军战略的制定、实施及其得失作一比较考察，以求教于方家。 一 1894年6、7月间，随着关于朝鲜问题的交涉陷于僵局，中日两国间已是战云密布。当此之际，为即将来临的战争制定一项明确的海军战略，对中日双方来说均已刻不容缓。 日本早已蓄谋发动侵略战争。为了打败清军，迫使清政府投降，日本大本营确定了全面进攻的总体战略，与之相适应，又拟定了服务于总体战略的海军进攻战略。这一战略的核心是夺取制海权。日本大本营将整个作战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派遣部分陆军进入朝鲜牵制清军，海军则寻求与中国海军进行海上主力决战，夺取制海权。第二阶段的作战，视第一阶段海战的胜负、制海权的得失拟定了三种假定方案：甲案，如海战获胜，夺得制海权，则陆军长驱直入直隶平原寻求与清朝陆军主力决战；乙案，如海战胜负未决，则陆军占领、控制朝鲜；丙案，如海战败于中国，失去制海权，则陆军以主力留守本土，并加强在朝鲜的防御。由此可见，日本海军能否夺取制海权将成为整个战争中日军进攻或退守的主要依据，而其夺取制海权的主要手段则是进行舰队主力决战。 为了实施海军进攻战略，日本不仅极力加强物质准备，而且对舰队的编制体制和海军主要指挥人员的人事安排也作了相应的重大调整。原先的日本海军除设常备舰队外，其余舰只分属几个镇守府，力量分散。为便于进攻作战，日本海军作了改编，将舰只加以集中，编为常备、警备两个舰队。7月17日，明治天皇发出特旨，恢复预备役海军中将桦山资纪的现役，由他接替主张舰队采取守势的中牟田仓之助海军中将为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是“主战论的头目”（注：藤村道生：《日清战争》，第78页。），一贯主张对中国海军采取攻势运动方针。他上任后，即对日本海军再次进行了改编，将警备舰队改为西海舰队，又将常备、西海两舰队合编成了一个更加适应于进攻战略需要的联合舰队。 就在日本确定海军进攻战略的时候，清廷却对是战是和举棋不定，未能制定一个正确的海军战略。当时，有一些官员曾提出海军应采取积极行动的意见，或主张集中北洋、南洋、闽、广水师，“详慎调遣，分别攻守”（注：《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1册，第17页。）；或建议选派铁甲、快船数支，“为游击之师，彼进则我退，彼退则我进，专以牵制敌兵，阻绝商路”（注：《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1册，第26页。）。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北洋海军济远管带方伯谦上李鸿章的条陈，他提出五条御敌建议，其关于海军作战问题者曰：“海军战舰，合则力厚，分则势单；未决裂时，宜速召集一处，遇有变局以便调遣。……且我聚各舰于威海、旅顺，有事则全队出北洋巡弋，若遇倭舰，便于邀击，至收泊之处，依于炮台，以固北洋门户。”（注：《中日战争》丛刊第6册，第94页。）方伯谦此议，主张集中海军兵力，以基地要塞为依托，通过海上机动来捕捉战机，但不贸然与敌主力决战，有利则邀击敌舰，不利则退至要塞，与岸防火力合力退敌。这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海军力量对比条件下，不失为一种积极防御的可行之策。但是，掌握北洋海军指挥权的李鸿章，对一切要求海军积极行动的建议均置之不理。他认为：“北洋铁快各舰，堪备海战者只有八艘，余船尽供运练之用。近数年来，部议停购船械，未能续添。而日本每年必添铁快新船一二艘，海上交锋恐非胜算。”（注：《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1册，第9页。）李鸿章看到了北洋海军本身的弱点，有其面对现实的一面。但是，以弱胜强亦是兵家常事，问题是要制定行之有效的克敌制胜的作战方略。而李鸿章却在战争爆发后提出了一条“保船制敌”的消极防御方针，其办法是：舰队“惟不必定与拼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倭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与争锋”（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512)，第18卷，第28页。）。李鸿章所说的“作猛虎在山之势”，是企图用示形威慑之法来阻遏日本海军的进攻。但有效的威慑必须以雄厚的实力、敢战的决心和善战的战略战术作为基础，若三者皆乏，则所谓威慑不过是以虚张声势吓唬敌人而已。至于如何争夺制海权、如何对待主力决战等关系海军战略全局的问题，则更为李鸿章所漠视。然而光绪帝却肯定了李鸿章的“保船制敌”之计，认为“该大臣密筹海军彼此情形，战守得失，详晰复奏，自系实在情形”（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512)，第19卷，第4页。）。于是，李鸿章的“保船制敌”遂成为清廷所批准的海军战略方针。 还应当指出，清朝海军的编制配置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其消极防御的战略。当时，清朝海军总体力量弱于日本，这主要是由于舰船的战斗性能较为落后，但舰只总数及总吨位尚多于日本海军。然而清政府为实行海口防御，却将海军编为四支舰队，配置于漫长的海防线上，分兵把口。各舰队分归直隶、两江、闽浙、两广总督节制，各立门户，拥兵自重。这四支舰队分别与用于集中进攻的日本联合舰队相比，无不处于明显的劣势。但是，由于战略思想落后及体制上的弊端，清朝海军却不能最大限度地集中自己的力量，以致海军总的数量优势不能得到发挥，实际上只是以北洋舰队去独自抵御日本海军的全力进攻，在甲午实战中无论质量上还是数量上均处于劣势地位。 总之，在甲午战争中，日本为其海军制定了进攻战略，将作战目标放在战胜清朝海军夺取制海权上。清政府则采取了消极防御战略，旨在“保船”守口，不敢将海军用于积极主动的作战行动，漠视对制海权的争夺。双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战略方针，无疑将对海战的进程和结局产生极为重大的影响。 二 甲午海战的过程实质上也是双方海军战略较量的过程，这一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894年7月25日的丰岛海战，至9月12日日本海军基本完成支援陆军在朝鲜作战的任务。这是双方海军战略较量的初始阶段，其焦点是争夺朝鲜西岸海面的制海权。 丰岛海战是中日双方海军在甲午战争中的序战。这次战斗，日本以占绝对优势的舰只突然袭击了清方军舰和运输船，意在挑起战争，消灭清方有生力量，打击其士气，破坏清方向牙山增援的海上交通线，是为日本海军实施其进攻战略的开端。而清朝方面在丰岛海战前却依然对列强调停心存幻想，对日本的突然袭击缺乏足够的警惕。在双方参战舰只实力悬殊的情况下，这次海战的结果已可想而知。 丰岛战后，日本海军的主要任务是“从海上应援陆军，使其完成进击平壤之力”（注：《中日战争》丛刊第1册，第239页。）。为此，日本海军必须有效地扼制中国北洋舰队对朝鲜西岸海面的巡弋活动。8月10日，日本联合舰队主力至威海、旅顺港外进行挑衅，其目的在于实施佯攻牵制，诱使北洋舰队还顾后方。而丰岛战后李鸿章为使海军作所谓猛虎在山之势，乃令北洋舰队出海巡弋，但又一再叮嘱丁汝昌“速去速回，保全坚船为要”（注：《李鸿章全集》(2)，电稿二，第836页。）。7月27日至8月13日期间，北洋舰队三次巡弋大同江口，但由于舰队所至并非日舰经常活动的区域，因而均师劳无功。当日本舰队对威海、旅顺实施进攻后，清政府果中其计，以为日军要深入渤海，在直隶登陆。李鸿章急令丁汝昌率舰队回防威海。8月23日，清廷电令丁汝昌：“威海、大连湾、烟台、旅顺等处，为北洋要隘，大沽门户，海军各舰应在此数处来往梭巡，严行扼守，不得远离，勿令一船阑入”（注：《中日战争》丛刊第3册，第51页。）。此后北洋舰队再未远巡，从而把朝鲜西岸海面的制海权拱手让给了日本，使其得以顺利完成了在朝鲜的作战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