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期间，清朝统治集团对待英国侵略的态度，存在着抵抗与妥协两个不同的派别。林则徐和琦善，正是这两个派别的代表人物。总的来说，学者们多半对林则徐严厉禁烟与抗英持肯定态度，对琦善则多所责备。但也有学者持不同的看法，甚至通过贬低林则徐来抬高琦善。 首倡此议者当推蒋廷黻。1931年10月，蒋氏在《清华学报》第6卷第3期发表了《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认为“琦善外交的出发点就是他的军事观念”。“他对战争是抱悲观的。时人说这是他的罪，我们应该承认这是他的超人处”。“他审察中外强弱的形势和权衡利害的轻重，远在时人之上”。意思是，他在外交上对英妥协是有理的。“林（则徐）于中外形势实不及琦善那样的明白。”“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但林败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且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 对于蒋廷黻的观点，陶元珍于1935年5月2日，即在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第77期发表《读〈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提出过批评。该文列举事实，指出“琦善在外交方面应受责备的地方似乎比值得称赞的地方还要多”。他对政府缺乏起码的诚实，对外人“不免卑屈”，对敌方的认识除了船炮的利害而外是“一无所知”，对汉奸式或烟棍式的人物鲍鹏“根本就不该用”。“琦善之未能坚持烟禁便是琦善外交的失败”。这个批评是中肯的、实事求是的。 值得注意的是，60年前蒋廷黻提出并在当时就受到专家批评的、在外国侵略面前实行妥协路线的论调，60年后，在中国大陆居然被有的人当作“新发明”来加以鼓吹。因此，还有加以辩明的必要。 第一，关于禁烟。 严厉禁烟是由于英国鸦片贩子不顾中国当局三令五申禁止鸦片输入，顽固坚持鸦片走私贸易，给中国带来无穷的祸害引起的。1838年实行严厉禁烟，是清朝最高统治者道光帝的决策，而不能认为“促使道光帝下令严禁鸦片的，不是林则徐，而是琦善。”持此论者提出了两个论据：其一是1838年8月到11月，琦善共缴获鸦片15万余两，居全国第二位；其二是11月8日，道光帝收到琦善的奏折，得知天津查获鸦片13万多两，感到情势严重，遂于11月9日下令调林则徐进京。 首先应该指出，道光帝对于禁烟，从即位起，十多年来一贯是很认真的，一直将它作为一项重要政务来处理。在这方面，只要稍稍翻阅道光元年以来的上谕、朱批，就不难得出结论。仅据1838年7月至1839年12月共18个月统计，道光帝就共计发布了83道有关禁烟奖惩的上谕，其中受到奖赏的文武官员共72人，受到各种惩罚的134人。时间不过一年半，受到奖惩的竟达200多人。 其次，禁烟中缴获鸦片的数量，不足以说明琦善是严禁派。琦善接任直隶总督是1831年3月，到1838年黄爵滋奏请严禁，在这7年的时间里，他对禁烟未建一言，未办一案。这表明他对这一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至少是漠不关心的。天津是华北的门户、鸦片走私华北的中转站，通过这里运销华北各地的鸦片，每年数量不少，据有人奏报：“两广、福建商民雇驾洋船，转贩杂货，夹带鸦片烟土，由海路运至天津，向有潮义、大有等店及岭南栈房，代为包办关税。山陕等处商贾来津销货，即转贩烟土回籍。至洋船入口时，并无官役稽查。……烟馆随处皆有，烟具陈列街前。该处府县家人书役等，向多得规包庇。”（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353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可见这里鸦片转贩、吸食是非常突出的。身为主管的琦善熟视无睹，还能称得上是严禁派吗？至于15万多两鸦片，是在道光于七月二十八日、八月五日、八月二十一日三次专门谕令琦善“严密查拿”的情况下才查获的，其中一次就在金广兴洋船上起出13万多两，证明只有鸦片销售量甚大，才有如此之多的鸦片运来。 再次，用十一月八日道光收到琦善奏报在天津拿获鸦片13万多两，9日即召林则徐来京，证明道光帝严禁鸦片是琦善促成，也难成立。前已谈到，道光是一贯主张严厉禁烟的，而且在此之前，道光已下了多道谕旨，推行严禁政策。如：七月十九日上谕，要求步军统领衙门及各直省督抚严惩贩烟吸烟之人，务须“严密查访，一经报官，立即征办”。（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344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九月八日，查明庄亲王等在尼僧庙吸食鸦片，立刻毫不留情地革去王爵。同日和第二天，又连下两道谕旨，要求直省将军督抚、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城等“严密访查，无论王公旗民，一体严拿”，“其贩卖开馆等犯，固应从重惩办，即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吸食不知悛改者，亦著一体查拿。”（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389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这些都足以证明，道光早已决定严禁，无须琦善促成。 至于谕令林则徐于十一月九日来京，不能说与琦善十一月八日的奏报毫无关系，但主要是由于林则徐禁烟认真，办事能干，得到道光帝赞赏。如十月五日，道光帝收到林在湖广查获大量鸦片的奏报，就在上谕中肯定：“所办甚属认真，可见地方公事，果能振刷精神，实心查办，自可渐有成效。”（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390、364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十一月十三日，又在林则徐关于江汉安澜的奏折旁朱批：“凡事若能如是，有何不可挽回者，朕意在言外，卿其善体朕心，决意勉为之。”（注：《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15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从这些字里行间，不难看出道光对林所寄予的厚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