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是我国近代伟大的爱国者。在1842年（清道光二十二年）到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的三年多时间里，他曾因清朝政府的错误处分而在新疆度过了令他一生难忘的谪戍生活。有关他谪戍期间的爱国主义思想人们已谈得很多，但一个人的思想是复杂的，是由多方面组成的，而且随着社会地位、生活经历、生存空间的变化而变化。可是有关这方面情况人们涉及的不多，本文想就林则徐谪戍期间的爱国主义及其思想活动作一剖析。 根据林则徐谪戍期间不同生活经历及思想情况，将他的思想发展轨迹大致分为谪戍途中、伊犁赋闲、南疆勘田三个时期。现将这三个时期思想轨迹分述如下。 一、谪戍途中的思想 林则徐从1842年3月18日（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八日）接到“今东河差委已革两广总督林则徐，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注：《清实录·宣宗实录》卷367。）的谕旨，离开东河（即黄河）祥符工地开始，到1842年12月10日（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九日）抵达伊犁惠远城止，前后近九个月。 在这段时间，由于清政府的昏庸，不断派大臣与英方接触，从事投降活动，使抗英派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林则徐被贬离开祥符工地后，其间除因“感受时瘟，顿成疟疾”（注：林则徐《致郭远堂书》道光22年6月。），在西安疗养三个月（5月中旬—8月11日）外，一直颠簸在黄土高坡和茫茫戈壁上，不仅生活清苦，而且消息闭塞。旅途的孤寂，生活的艰辛，并没有磨去他对祖国命运的关心。他除了对清政府颠倒黑白的措施感到悲愤外，却没有计较个人的得失与荣辱，仍然关心着东南战局的发展，尽可能向清政府、向有关官员提供挽救时局和富国强兵的建议。关心东南战局是林则徐在这一时期的基本思想倾向。 身处逆境，仍以国事为重的爱国精神从他还未踏上旅途就表现出来。当林则徐离开祥符时，正直的河工主事、军机大臣王鼎因没有挽留住这位有作为的爱国者而老泪纵横，泣不成声。林则徐写诗劝慰，“塞马未堪论得失，相公（指王鼎）且莫涕滂沱”（注：《云左山房诗抄》卷6。）。踏上旅途后，八月在西安与郑夫人分手时，面对夫人的悲切他又一次赋诗“出门一笑莫心哀，浩荡襟怀到处开”，“戏与山妻谈故事，试呤断送老头皮”（注：《云左山房诗抄》卷6。），让郑夫人要象宋朝杨朴、苏轼的妻子送别丈夫一样乐观。在这两首告别诗中除了劝慰朋友、亲人外，还有一种更高尚的情怀，就是认为个人荣辱是小事，国家事业才是大事，人应当以国事为重。他在拜别王鼎的诗中说：“余生岂惜投豺狼，群策当思制犬狼。”在给郑夫人的告别诗中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表示只要有利国家，他个人将不避祸福，全力以赴，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制服犬狼一样的外国侵略者。随着西去道路越走越远，他心情越来越显得沉重。白天他将车轮压石迸发出的声音当作隆隆炮声，“车箱簸似箕中粟，愁听隆隆乱石声”（注：《云左山房诗抄》卷6。），夜晚作梦也好象擂击战鼓，“关山万里残霄梦，犹听江东战鼓声”（注：《云左山房诗抄》卷6。）。到兰州后，他给友人姚春木、王冬寿写道：“自念祸福生死，早已度外置之，唯逆焰已若灯原，身虽放逸，安能委诸不同不见？……愈行愈远，徒觉忧心如焚耳”！（注：林则徐《致姚春木、王冬寿》，《林则徐信简》第195-197页。）爱国思想感情表露得更为真切。到了伊犁，旅途虽然结束了，但“中原之事，未敢忘怀”！（注：林则徐《致陈弼夫》，《林则徐在伊犁》第161页。）他悬念东南战事的思想还没有结束。 林则徐心系东南战局，不只表现在悬念战事上，而且也反映在东南事局每一重大事件都会在他内心激起巨澜。8月19日（七月十四日）他行抵甘肃泾州，传来一个月前镇江失守的消息，他急忙就着油灯写信给刘建韶，“南中又有镇江失守之信，令人滋切愤忧，不知续报何以耳”！（注：林则徐《致刘闻石》，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四日。）10月4日（九月一日）行抵甘肃抚彝城，兰州制军富呢杨阿等写信告诉他，一个月前耆英、伊里布已在南京下关签定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他又心急火燎地在灯下给郑夫人写信，“和议一事，富海帆抄来京信较为详细，翊云亦有来信，□□□抄一张寄阅，不知□在□何如也”。“闻江南议和之事，逆夷尚不肯休，然则又将如何？殊不堪设想矣”（注：林则徐《致郑夫人、林汝舟》第8号家书，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一日。）。10月18日（九月十五日），他行抵安西州，屈辱的南京城下之盟消息才比较详细地传到林则徐处，对清政府这一卖国行为他极为愤慨，在《致江翊云》信中表示：“昨行至肃州……南中事（指江宁订约事）竟尔如许，人心咸知愤懑，而佥谓莫可如何。……今之事势，全然翻倒，诚不解天意如何，切愤殷忧安能一日释耶？”（注：林则徐《致江翊云》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四日。）这些证明林则徐虽然在表面上对清政府对他的处理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态度，但实际上在如何对待外国入侵这一重大问题上，他仍然与清政府之间存在着重大分歧。 林则徐难能可贵之处，不仅在对待帝国主义入侵问题上持坚决反对态度，而且表现在明知自己已无法实现反抗英国侵略的情况下，仍然试图利用自己的影响，说服当权者，希望通过他们来实现抗英的愿望。说服的途径有二，一是用书信宣传自己的主张，二是利用旅途中短暂的停留机会，向一些地方行政、军事官员谈自己的看法。从他留下的日记及目前尚能看到的信件统计，谪戍途中林则徐与之通讯、谈话者的数量多达四、五十人。日记载：“九月十四日（10月17日），黄牧郊迎，见于馆，渠好兵法，自造飞机火箭，出以相示，并阅其去冬禀请从军之稿，亦有志之士也。”（注：《林则徐集·壬寅日记》。）九月十五日（10月18日）“复富海帆、陶子俊、江翊云、唐子方、鄂云甫、朱恕斋、长松亭、德润之八函（注：《林则徐集·壬寅日记》。）”。这两则日记就是他对当权派及友人宣传抗英主张的证明。他谈话、通讯人的范围也十分广泛，上有李星沅、富海帆等总督、巡抚、制军一类清朝的高级官吏，中有黄文炳、达昌阿一类地方行政长官，下有安定主簿陈德培等地方一般职员。可见林则徐在宣传抗英爱国主张上是不遗余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