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亚是帝国主义矛盾的重要策源地。在1895——1905年10年间，东亚局势发生巨大变化，相继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事件及日俄战争等。在东亚政治风云几个回合的较量中，几乎都是围绕着中、日两国展开的，而矛盾的焦点往往在中国和朝鲜。这10年风云变幻、波澜起伏，使中国和朝鲜从半殖民地的位置上进一步沉沦下去（不久，朝鲜完全变成日本的殖民地）。特别是，通过震撼东亚的中日甲午战争，庞大而虚弱的“大清帝国”败于东邻小邦日本之手，蒙受奇耻大辱，从此国势阽危，山河破碎，使其政治、军事势力完全退出朝鲜。相反，朝鲜则脱离与中国的宗藩关系，成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于是，朝鲜政府趁中国危机之机，决计借助外国势力之庇护，重新挑起外交争端，以期达到北拓之目的。这一时期，中朝两国的外交争端集中体现在边界纠纷和对在满朝鲜人的政策纷争上，尤其是就满朝鲜人的行政管辖权问题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外交斡旋，甚至诉诸武力，使得两国对朝鲜人的政策，呈现出近代中朝关系史上从未有过的强硬态度。本文拟着重探讨这一政策实施的背景、过程和结果，并求教于方家。 一、强硬政策的实施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10年间，中国经历了三次大的浩劫。其中，1894年7月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以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告终。这场战争，使东亚的力量对比骤然发生变化，同时给中国、日本、朝鲜三国以重大影响。 甲午战争对中国的打击最大，真是创深痛巨。割地之多，赔款之巨，条约之苛，屈辱之深，是前所未有的，它使中华民族在物质、精神上所受的伤害极为严重。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虽遭到打击、凌辱，但经过30年洋务运动，整军经武，设厂开矿，使清朝维持着一个徒有其表的外壳，它似乎还有一定实力，是远东政治棋局中必须考虑到的一个大国。尤其是，颇使清政府得意的“北洋海军”，拥有四个舰队，八万余吨级舰艇，这个数字在当时，应该被视为世界海军强国之一。然而，这样一支庞大的北洋舰队，竟在甲午海战中遭到全军覆没的惨败，偌大的清帝国败于一个新兴的蕞尔小国，“富国强兵”的洋务神话彻底破产。从此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跌落，被帝国主义者视为“东亚病夫”，并且已不再能作为力量实体而继续存在。帝国主义列强趁着中国战败之机，蜂拥而上，掀起了一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猎获物。正如一些西方历史学家评论说：“甲午中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的标志，从那次事件以后，中国便一蹶不振，战争的失败把它拖得筋疲力竭，世界各国也就立即乘虚而入。”（注：莱特：《中国海关沿革史》，第343页。） 作为岛国的日本，在历史上第一次打败“大清帝国”，并在东方崛起，成了可以跻身世界列强之林的“东方第一强国”，使它的骄横之气更为不可一世。不仅如此，通过甲午战争，日本大发其财。根据马关条约，日本获得库平银2.3亿两，合3.65亿日元，约等于日本1895年国家财政收入的4倍以上。（注：1895年日本国家财政收入为8.5千万元。参照守屋典郎：《日本经济史》中译本第123页，三联书店，1963年。）这样，一直苦于经济贫困、财政拮据、资源匮乏的穷国，小国日本，像经过了大量输血一样，顿时财源富裕，活力大增，从而推动了经济和军事迅速发展，使日本的大陆政策进入一个新阶段。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后，日本朝野上下一致认为这是“千古未有之大辱”，对为首干涉还辽的俄国怀有强烈复仇情绪，并在“卧薪尝胆”的口号下，制定了一个十年扩军计划，大肆扩军备战，为日后以侵略中国东北与朝鲜为目的的日俄战争埋下了伏笔。 甲午战争使朝鲜得到的最大收获，莫过于使其“自主独立”。早在甲午战争的硝烟未消之时（1895年1月7日），朝鲜金弘集内阁在日本的操纵下，宣布与清廷断交，“自主独立”。随后签订的中日《马关条约》，则以国际法的形式撤消了清朝对朝鲜的宗主权，打开了日本向朝鲜扩张的道路。条约第一款规定：“中国认明朝鲜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故凡有亏损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注：王铁崖编著：《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614页。）日本迫签此款目的有二：第一、自扮朝鲜独立之“捍卫者”，以掩其侵吞实质。第二，“废绝”中、朝两国悠久的传统关系，以便于日本在朝鲜建立“排他性”的独立殖民统治，残酷奴役朝鲜人民；并变朝鲜为侵略中国的跳板。但是，马关条约签订后，朝鲜王高宗却在昌德宫秘宛举行盛大的“独立”庆典。两年后的1897年10月，朝鲜进行光武改革，宣布成立大韩帝国，朝鲜王改称大韩帝国皇帝。 中国的沉沦和朝鲜的“独立”，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朝政治关系中两个最重要而又相互关联的因素，它将制约着甲午战后10年的中朝关系的发展。中朝关系在1895年的《马关条约》中被定位在平等格局之中，即由藩属关系变为平等关系。同时，在远东对朝鲜极具影响力的日俄两国势力的盛衰，则成为影响中朝关系的重要变数。 二、强硬政策之实施 在近代，中朝两国的外交争端多集中在边界和在满朝鲜人的问题上，而后者则是解决这一争端的关键所在。如果在满朝鲜人的法律地位及行政管辖权的归属问题得到确定，那么有关边界问题的争议也就迎刃而解了。甲午战争后，在满朝鲜人问题之所以引起中朝两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主要由当时两国所面临的客观环境所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