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迄于鸦片战争，中国朝野甚少有人关注海防问题。《清史稿》称：“国初海防仅备海盗而已，自道光中海禁大开，形势一变，海防益重。”（注：《清史稿》，第138卷，第538页。）诚哉斯言！鸦片战争以前，沿海各省虽设有水师，也“仅为防守海口、缉捕海盗之用，辖境虽在海疆，官制同于内地”（注：《清史稿》，第135卷，第524页。）。英国发动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始将海防问题严峻地摆到了中国人的面前。当时的先进中国人因之萌发了海防思想。自兹以降，议海防者渐多，数十年间逐渐蔚为风气，推动了海防建设的发展，也启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今天审视其发展历程，探讨其历史地位和价值，无疑仍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课题。 一、晚清海防思想发展之轨迹 在整个晚清时期，海防思想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或断或续，时而曲折甚至迟滞，在艰难的探求中缓慢地取得进展。兹按其发展之轨迹，试分作以下五个阶段进行论述。 第一阶段，从1840年到1861年，是晚清海防思想的萌发时期。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林则徐和魏源。林则徐以钦差大臣蒞任广州后，认识到“洋面水战，系英夷长技”，必须“另制坚厚战船，以资制胜。”（注：杨国桢：《林则徐书简》，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3页。）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他一面将“以守为战”（注：《林则徐集》，中华书局1965年版，《奏稿》中，第762页。）和“久持困敌”（注：《林则徐集》，中华书局1965年版，《奏稿》中，第883-884页。）作为海防战略的基本方针，一面主张建立一支“船炮水军”，“以为海疆久远之谋”（注：杨国桢：《林则徐书简》，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页。）。林则徐创建“船炮水军”的计划虽在生前未能实现，却使他成为晚清倡建近代海军之第一人。魏源继承了林则徐的海防思想，而又有所发展。他提出以守为战要与走精兵之路相结合（注：戚其章：《魏源的海防论和朴素的海权思想》，《求索》1996年第2期。）；主张实行内守与外攻相结合的海防战略，“内守既固，乃御外攻”（注：《魏源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下册，第865页。）；并建议设厂造船，先在广东训练新式水师，“必使中国水师可以驶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注：《魏源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下册，第870页。）。按照他的构想，然后可仿粤省之例，由粤海而闽浙，而上海，“而后合新修之火轮、战舰，与新练水犀之士，集于天津，奏请大阅，以创中国千年水师未有之盛。”（注：《魏源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上册，第186页。）他还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一语来概括林则徐的海防思想，对后世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在林则徐的倡导下，海防运动虽在东南沿海数省一度掀起高潮，却因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而趋于式微。 第二阶段，从1861年到1874年，是海防思想的重倡时期。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有志之士莫不义愤填膺，亟思救国之策。冯桂芬特别称赞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之说（注：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光绪下酉聚丰坊校刻本，卷下，第70-72页。）。于此同时，曾国藩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注：齐思和等编：《第二次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册，第330-332页。），左宗棠主张“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注：《左文襄公全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年版，《书牍》，第7卷、第25页。），李鸿章更建议“以求洋法、习洋器为自立张本”（注：《海防档》，台北，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本，《机器局》，第1册，第3页。）。在他们的重倡下，“师夷长技”说逐渐得到广泛的认同，成为晚清海防思想得以重兴的思想基础和前提。重倡近代海防论的中心问题是制造轮船。从而，创建海军的问题也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丁日昌是晚清创设海军的最早设计者。他于1867年草拟了《创建轮船水师条款》，建议制造轮船30艘，分为北洋、中洋、南洋三路，派提督一员统之（注：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页。）翌年，又在《条款》的基础上重拟了《海洋水师章程》六条。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创设外洋水师的具体方案。其主要内容有四：（一）购置兵轮、特别是大兵轮，以创设外洋海军；（二）在中国沿海择要改筑西式炮台；（三）创立三洋海军，分区设防；北洋提督驻天津，东洋提督驻吴淞，南洋提督驻南澳，“每洋各设大兵轮船六号，根驳轮船十号”；（四）精设机器局，不但制造轮船、枪炮，还要发展民用工业（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98卷，第24-27页。）。海防思想重倡之后，洋务派进一步将“师夷长技”说付诸实践，创办了造船工业。特别是创设外洋水师方案的提出，不仅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海防论的产生，而且表明晚清海防思想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第三阶段，从1874年到1879年，是晚清海防思想的趋实时期。1874年冬，因日军侵台事件而引发了一场海防与塞防之争。这场争论的波及面甚广，几乎当时沿江沿海各省的封疆大吏都被卷入，尽管各有侧重，意见纷纭，但其效果却基本上是积极的，从而保证了决策的基本正确性。于是，不仅规复新疆的计划得以实现，而且海防问题也受到了更多的重视。清政府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并明发上谕：“海防关系紧要，亟宜未雨绸缪，以为自强之计。”（注：《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光绪元年四月，光绪十一年五月。）此时，议海防者思想更趋向实际，从此发展海军问题开始进入具体筹划的阶段。当时，多数海防论者皆主张筹建三支海军，也有主张分为四镇者，李鸿章则认为设防“惟有分别缓急，择尤为紧要之处”，并以大沽、北塘一带为“最要”，吴淞至江阴一带为“次要”（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第24卷，第16页。）。清政府决定筹办南北洋海防，并降谕酌度情形先购铁甲船一两只，即系采纳李鸿章的建议。这次海防议结束之时，正是北洋海军准备筹建之日。1875年以后，李鸿章开始向外国订造军舰。1879年，奏请将丁汝昌留于北洋海防差遣。不久，又派其督操炮船。这实际上是为北洋海军初建进行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