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的对外通商和古代不同。中国古代的对外通商在国民经济中并不占重要地位，对外通商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国近代的对外通商则使中国的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被动地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过程。通过近代的对外通商，中国的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此产生了以实现工业化为目标的经济发展思想，形成了中国的发展经济学。中国近代的经济发展思想内容很丰富，本文仅环绕对外通商说明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一、对外通商思想的确立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原是闭关自守的封建大国，封建统治者甚至认为对外通商是对外夷的恩赐。特别是鸦片贸易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祸害。传统思想和现实矛盾，使鸦片战争前后的不少思想家对中国的对外贸易持消极或否定的态度。即使有些要求改革的思想家也主张限制对外贸易，如道光十八年（1838年）龚自珍曾向去广东禁烟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建议：广东不留一个外国人，只“留夷馆一所，为互市之栖止”，禁止呢绒、羽毛织品、钟表、玻璃、燕窝等商品输入。（注：《龚自珍全集·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当时能清醒地看待对外贸易的只有魏源。他在道光二十二年提出中国应同西方保持正常的贸易关系，除鸦片外都可进口。他还从学习西方的角度来看待对外通商，指出通商可起“自修自强”的作用，可以使“西洋之长技，尽成中国之长技。（注：《魏源集》上册《道光洋艘征抚记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动地扩大对外开放，对外通商已成定局。当时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都认识到对外通商是大势所趋，无法抗拒。因被清廷认为投书太平军而受到通缉遁居香港的王韬说：“古之为商仅遍于国中，今之为商必越于境外。”“西国之为商也，陆则有轮车，水则有轮船，同洲异域，无所不至。……此古今贸易之一变也。”（注：《弢园文录外编》卷一○《代上广州冯太守书》。）光绪五年（1879年）薛福成在《筹洋刍议·商政》中指出：“夫商务未兴之时，各国闭关而治，享其地利而有余。及天下既以此为务，设或此衰彼旺，则此国之利源源而往，彼国之利不能源源而来，无久而不贫之理。所以地球各国，居今日而竞事通商，亦势有不得已也。”曾在欧洲两年的钟天纬也指出：“泰西以商务立国，故以通商为国家之命脉。彼此人民来往营生，为天壤应有之义。设有一国闭关不许互市，即为犯天下之不韪，不啻制他国之死命，不难群起而攻。”（注：《刖足集外篇·据公法以立国论》。） 中国已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通商对象，欲拒之而不能。同治三年（1864年）王韬指出：“合地球东西南朔（北）九万里之遥，胥（都）聚于我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面对这种世界大势，中国只有与之相适应，不能因噎废食。他认为：“故善为治者，不患西人之日横，而特患中国之自域。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以磨砺我中国英雄智奇之士。”（注：《弢园尺牍》卷七《代上苏抚李宫保书》。）后来他又指出：“中国必须做到有来有往以自操利权。“今诚能通商于泰西各国，自握其利权，……收西商之利，而复为我所有，而中国日见其富矣。”（注：《弢园文录外编》卷一○《代上广州冯太守书》。） 同治四年，薛福成在上曾国藩书中指出：“方今中外之势，古今之变局也。”（注：《庸盫文外编》卷三《上曾侯相书》。）光绪五年他在《筹洋刍议·变法》中的解释是由“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中外联属，就是通过通商将中国和世界各国联系在一起。他在同书《商政》中估计，洋商和中国进行贸易，每年获利不下银三千万两，十年则三万万两，“无怪近日民穷财尽，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因此，“为中国计者，既不能禁各国之通商，惟有自理其商务而已”。光绪十六年汤寿潜指出：“为今之人，度今之势，虽尧舜之圣智，秦政、汉武之雄略，万不克闭关而谢客矣。”（注：《危言·盗工》。）他认为“海禁之开，大利在中国”。 以上一些论述，表明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和洋务运动，中国的思想家们已确立了对外通商的思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种种求中国富强的理论和主张，成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发展的主流。 二、重商和商战思想 由于刺激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对外通商，思想家们首先产生了商业是国民经济的关键部门的思想，形成了重商思潮。王韬认为：“泰西诸国以通商为国本”（注：《弢园文录外编》卷二《遣使》。），“英之国计民生全恃乎商，而其利悉出自航海”（注：《弢园文录外编》卷四《英重通商》。），以为资本主义国家是靠通商富国的。顽固派认为：“中国自古以来重农而抑商，贵谷而贱农，农为本富而商为末富。如行泰西之法，是舍本而务末也。况乎中国所产足以供中国之用，又何假外求而有俟乎出洋贸易哉？”王韬称持这种观点的人为“迂拘之士”，批评他们所说的重农并不是真的重农，只是“徒知丈田征赋，催科取租，纵悍吏以殃民，为农之虎狼而已”；指出照这些人的观点，中国既不能富强，也不可能得到治理，因为“富强即治之本也”（注：《弢园文录外编》卷二《兴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