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有相对的独立性，它的产生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某种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出现而逐步形成的。但是，当一个旧的社会形态被另一个新的社会形态所取代的，旧的社会形态却会长时间的存在着，极力阻止新的社会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发展。在我国，当封建制取代奴隶制之后，奴隶制的意识形态对封建制的抑制、阻止，甚至破坏，竟达几个世纪之久。而古代中国在向近代中国过渡，直至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之后，旧的意识形态即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对中国历史进程的阻力一直是很大的。本文想重点谈谈封建社会意识形态对中国近代化的阻碍和影响。 一、两种力量揭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序幕 中国近代化开始于何时，大部分人都赞成开始于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化在当时，主要取决于两种力量的作用：其一，嘉道间“经世致用”派的崛起。有清一代，特别在嘉道之前，清代文化是以专制主义为特征，通过罗织文字狱，把一大批有作为的知识分子赶入故纸堆中去求进取。乾嘉之后，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重新出现和发展，也由于清王朝由盛入衰，对意识形态失去了控制力，文网渐疏，“经世致用”派便乘机兴起。其代表人物有龚自珍、林则徐、魏源、陶澍、贺长龄等等，其中有下层知识分子、也有督抚大员，形成了一股开风气之先的学风。他们面对着庞大而腐败的清王朝主张更法。龚自珍提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注：《龚自珍全集》第6页。），主张变法，以此来改造清王朝。而魏源则提出：“天下无百年不弊之法，亦无穷极不变之法。”他认为“五帝不袭礼，三王不沿乐。”（注：《魏源集》上册，第48页。）礼、法随着历史的延伸和发展，是必然要发生变化的。所谓变化就是旧的礼、法出现了弊端，不改，弊病丛生，王朝就要倾覆，只有改变，顺应历史潮流，社会才能维持下去。因此，龚、魏等人大声疾呼：“变古愈尽，便民愈甚。”（注：《魏源集》上册，第61页。）但是，怎样改革，经世派找不出新路。在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陶澍等人，也只能是对水利、盐法、币制进行兴革。而这些人大多是为官清廉，“不惮为民请命”，关心民瘼的清官型人物，他们是在看到大清将成危局而发出改革呼声的。从本质上讲，他们和过去王朝的改革动机基本相似，但因时代不同，加上这些人在探索改革的道路上并不保守，因而这些人的经世思想，成了步入近代社会的内部动力，即走向近代历程的内部因素。 但是，这时的中国已处在世界资本主义的视野之内，已经不可能靠自身的力量缓慢走进资本主义社会。对于清王朝来说只有两个抉择：要么，如同俄国的彼得大帝，开门迎接资本主义；要么，就是靠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打开中国的大门，强力推行资本主义。前者乾隆皇帝已经说过：“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注：《东华录》（乾隆朝）卷47，第16页。）正如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书中所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中国的首要条件。”闭关是清王朝的国策。这样，就只有等待挨打。鸦片战争的爆发，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随着强盗的炮火挤进了中国。这是促使中国近代化的另一个因素，而且是主要的因素。因为从此有了近代化的模式，近代化的目标和近代化的要求。首先是经世致用派在和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看到外国侵略者有可师效的一面，从而打掉了“天朝上国”无所不有的尽善尽美的思想，开始了解并探索“夷情”，急迫要改变那种满朝文武“只知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注：魏源：《圣武记》附录卷12。）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经世派的大员们睁眼看世界，林则徐主持翻译外国书报，并写成《四洲志》，成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随后，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姚莹的《康谿纪行》等等多出自经世派之手。当然，他们编写这些书著，目的是为了让国人了解世界，以便对付外来的侵略。对其必要性，姚莹曾说过：“谓固我屏藩，不劳师于异域可也，若坐井观天，视四窗如魑魅，沶昧无知，怀柔乏术，坐致其侵凌，曾不知所忧虑，可乎？拘迂之见，误天下国家也。”（注：《东溟文后集》卷8，第10页。） 通过了解“夷情”，使经世思潮和外来文化会合，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这种会合的历史演变，就是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的出现。而封建专制主义思想，作为一种落后的意识形态，始终阻碍着新思潮的发展，阻碍着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二，“师夷长技”——争论的第一回合 “师夷”是林则徐了解“夷情”认识的深入。开初了解夷情目的在于“制夷”。但是，“制夷”实际上就是制胜于夷，即打败洋人。当时，林则徐及其他知兵将领都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靠清军的土枪是敌不过敌人的“船坚炮利”的，于是林则徐最早把“制夷”和“师夷”联系起来，只有“师夷”，掌握锐利的武器，再加上勇气和民心，就有可能打败敌人。于是学习敌人的“船坚炮利”成为进行这场战争的当务之急。魏源发展了林则徐的思想，对林则徐的“制夷”、“师夷”思想进行归纳和概括，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注：《魏源集》上册，第206页。）的思想，并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他主张聘外国工匠来传授制造洋枪洋炮的技艺，“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就能达到“富国强兵”。并断言：“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注：《海国图志》卷37，第1页。） 尽管“师夷长技”的提出，不论林则徐还是魏源着眼点都是为了“制夷”。但是，要“师夷”就得有人专门了解“夷情”，就得有人专门学习外语，才能掌握制造洋枪洋炮的技术，因而也就要和外国人发生接触。这些是原先清王朝连想都没有想过的。但历史的进程却使当权者不得不作出选择。首先是经世派和朝廷的开明派，对魏源的主张给予热情的支持。 《海国图志》在当时风行一时，是一版再版的畅销书。但是，这大多是知识界一些忧国忧民的士子争相购读。在朝廷，即统治者中间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当然，更主要的是没有付之实行。而在日本，《海国图志》却影响很大，三年之间，就选择出版达21种，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兴起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日本人盐谷宕阴对《海国图志》未能被清政府所重视颇为感慨地说：“呜呼，忠智之士，忧国著书，未为其君所用，反落他邦。吾不独为默深悲矣，亦为清帝悲之。”（注：转引自王晓秋：《近代中日启示录》第37页。） 那么，清王朝为什么不重视《海国图志》呢？其原因就是为落后的封建意识形态所困扰，从皇帝到大多数朝臣还是承信“天朝大国”，尽善尽美，不需要了解海外诸国，把先进的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主张对付外来侵略“首在封关”的也大有人在，以为这封关就可以“制服其命”。尤其严禁中国人和外国人接触，如担心人心变坏，就禁止中国人翻译外国书籍，禁止中国书籍流到国外。这种极端地愚民政策，造成君臣上下的无智愚昧。对此，姚莹曾痛心地写到：“英吉利、佛兰西、美利坚皆在西洋之极，去中国五万里。中国地利人事，彼日夕探习者已数十年，无不知之。而吾中国曾无一人焉留心海外事者，不待兵革之交，而胜负之数已较然矣。澳门夷人，至于著书笑中国无人留心海外，宜其轻中国而敢肆轻中国也。”（注：《东溟文后集》卷8，第10页。）由于无知，自不知了解外国，师事外国先进技术之重要，加上天朝圣道的尊严以及“严夷夏之辩”，对《海外图志》不屑一顾乃是平常心理，起而反对者也大有人在。所以，姚莹说，魏源倡“师夷长技”其内容是“举世讳言之”，并“已犯诸公之忌。”（注：《东溟文后集》卷8，第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