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与张元济是“百日维新”期间先后被光绪皇帝召见的爱国志士。在以前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忽视了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其实不难发现，严复与张元济尽管思想经历并非完全一致，却有许多共同点。他们在民族危难的严峻时刻，怀着满腔爱国热情，适应时代潮流，风雨同舟，在事业上结下不解之缘，成为近代中国两颗文坛巨星。 在爱国救亡旗帜下集结 当年，严复与张元济都是踌躇满志的清朝官员。严复自英国留学归国，在北洋水师学堂任职，由总教习、会办、升任总办，追随洋务派首领李鸿章“大治海军。”（注：赵尔巽：《清史稿》卷四八六，严复传。）虽然，严复在水师学堂职位显要，由于不是科举正途出身，“所言每不见听”。为此，他曾经力图参加科举考试，“欲博一第入都，以与当轴周旋。”（注：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1547页。）他希望取得当权派的支持，实现改造社会的抱负，“风气渐可转移”。（注：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1547页。）从1885年到1893年，严复四次参加乡试，结果名落孙山。他陷入科场失意苦恼之中，“惜乎世风日微”。（注：王遽常：《严几道年谱》，13页。）。 甲午战争的炮声促使严复从梦幻中惊醒。他密切关注国家的命运，高度赞扬北洋水师同学诸友“见危授命”的爱国精神，他批评北洋大臣李鸿章用人不当，以殆国家的失误，指出国家权力掌握在“不学无术”、“私心未净”显贵手里是靠不住的。他说：“今然后知不学无术私心未净之人，虽勋业烂然之不足恃也。”（注：严复：《致陈宝琛书》，《严复集》，498页。）严复发现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清朝官僚制度的腐败。他致书陈宝琛说：“国家□□绝不留神济事之才，徒以高爵重柄，分付庸奴。及事起，则环顾中外官，二十二行省无一可用者，以此亡国，谁曰不宜？”（注：严复：《致陈宝琛书》，《严复集》，501～502页。）严复认识到要挽救中国必须“变俗”，从而产生了改革思想。他指出：“中国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学问之非，与士大夫心术之坏。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管、葛复生，亦无能为力也。”（注：严复：《与长子严璩书》，《严复集》，780页。）中国如不改革，即或贤相管仲、名医葛洪再现也无回天之力。 痛定思痛。严复见中国的“国势日危”，产生爱国忧患意识，“欲致力于译述以警世。”（注：王遽常：《严几道年谱》，14页。）从此，他专心致力于翻译西书，向人们敲响祖国危亡的警钟。严复从“西书”中发现了“治国明民之道”（注：严复：《与长子严璩书》，《严复集》，780页。）。 伴随变法维新运动的兴起，严复在1895年的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四篇政论文章，即《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和《救亡决论》，系统地阐述了救国维新的主张。严复清醒地认识到世界形势发生了空前急剧的变化。他说：“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注：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1页。）中国只有顺应历史的潮流，变法维新，学习西方国家，才能挽救民族危亡。他大声疾呼“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注：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40页。）他向中国人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深刻地阐明变法图存的必要性与必然性，批判了“天不变，道亦不变”（注：班固：《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的传统观念。他对顽固守旧的君主专制思想进行了清算，让人们正确认识君民关系。他说：“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注：严复：《辟韩》，《严复集》，36页。）主张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 较严复只小一岁的张元济似乎仕途顺利。他于1892年考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馆以后授刑部主事，旋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甲午战争的炮声也震动了仕途得意的爱国志士。“大家从睡梦里醒过来，觉得不能不改革了。”（注：张元济：《戊戌政变的回忆》，《戊戌变法》四，323页。）于是，张元济与一些职位相当的“忧时之士”经常在北京的陶然亭聚会，“筹商挽救之策，讨论当时所谓时务西学。”（注：张元济：《追迷戊戌政变杂咏》，《戊戌变法》四，351页。）参加者一共有数十人，“当时并没有会的名称，只是每隔几天聚会谈谈而已。”（注：张元济：《戊戌政变的回忆》，《戊戌变法》四，323页。）在国家危难时刻知识分子首先从沉眠中觉醒。 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等应试举人发动了举世闻名的“公车上书”，揭开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序幕。张元济在京目睹了强学会成立和维新运动的开展。他回忆说：“记得汪大燮和梁启超，同在会中，那时办了一种强学报，用木刻活字印刷出版，每日发行一小册。后来强学会被住在我对门的御史杨崇伊奏参了，强学会遂被查封。”（注：张元济：《戊戌政变的回忆》，《戊戌变法》四，323页。）他在维新与守旧两种势力斗争中选择自己的道路。1898年4月，康有为在京师成立“保国会”，参加的人很多，其中京官也有，非京官也有。张元济当时参加了保国会。然而，他对康有为的讲演有一定的看法，曾私下对人议论：“其意在耸动人心，使其思乱，其如何发愤，如何办法，其势不能告人。”（注：汪大燮《致汪康年书》，《汪康年师友书札》（一），782～783页。）由于前往保国会的人员复杂，认识差异，“逐队观光”者有之，“当众假寐”者也有之。（注：李宣龚：《与丁文江书》，《梁启超年谱长编》，112页。）张元济的议论并非毫无是处。“保国会”虽然较强学会有了进步，但依然处于不完全成熟状态。张元济的“议论”并不影响投身爱国救亡运动，集结在维新变法的旗帜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