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70至80年代，中国思想界出现的强劲的变法维新思潮，甲午战后在中国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演变为维新运动。运动一开始，英国在华代理人即打出支持中国变法维新旗帜，抛出变法方案，积极拉拢维新派，有的甚至直接参加维新派组织。戊戌变法失败，英国竭尽全力拯救光绪和维新派。从现象看，似乎英国也支持和赞助维新运动。其实，维新派的变法主张同英国人炮制的变法方案有着本质区别：前者旨在拯救中国，使贫弱的中国走上独立富强道路；后者则图谋引导维新运动沿着有利于英国对华侵略的方向发展，通过“变法”增强亲英派政治力量，遏制沙俄在华扩张势力，逐步改造清政权，使其成为英国统治中国的工具。维新运动期间，英国在华代理人李提摩太之流的各种政治活动均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一 1869年，李提摩太由英国教会派遣来华传教，1870年至中国。这个自称不想做官的上帝使者对中国政治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他结交权贵，鼓吹变法，同李鸿章、张之洞过从甚密，很受李鸿章器重和赏识。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清军战败，日军侵入东北，清王朝处境艰危，1895年初，李提摩太乘机向清政府提出改革方案，内容是：“第一，订立华英相助约章，英国许保护中国，不致再失地。若英异日与他国失和，中国亦许助英。第二，中国整顿水师、军务、学校、赋税并一切文事武备，中国与英国同心商改、务俾尽善，英亦遴荐妥干人员，供中国用。至中国欲增请他国人员，以集思广益，亦无不可。第三，中国允英国在各省筑铁路，开五金矿、煤矿，立工作厂，二十年后，悉准中国按公平之价购回自用。第四，中国允凡有益于通商者，如增开口岸，整顿税厘之类，与英商议，乐为推广。惟于中国岁入之款，必不致损。以上四条举其大要，如以为可行，当请会同总署，速与英使熟商，以期其成”（注：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44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从上述方案看，李提摩太试图以英国保证中国不再丧失土地为条件，换取清廷给予英国整顿和管理中国陆海军、财政、文教等大权，允许英国在中国各省兴办和经营铁路、矿山和工厂，同时增开口岸，整顿税厘，为英国对华销售商品，获取原材料提供优惠条件。总之，该方案的实质是使中国沦为英国的保护国。李提摩太竟然将这个灭亡中国的方案称为拯救中国的“妙法”。他还往南京面见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兜售其“妙法”。李提摩太在同张之洞的谈话中指责清廷“拘于积习旧法，惮于变法”（注：张之洞：《致总署天津李中堂》、《张文襄公全集》卷77、“电奏”5，第14-16页，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声称如实施他的变法方案，则中国“可致富强”（注：张之洞：《致总署天津李中堂》、《张文襄公全集》卷77、“电奏”5，第14-16页，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张之洞致电总理衙门和李鸿章，主张中英两国就李提摩太的方案进行商谈，他说若英国答允“以势胁倭，使其和平罢兵，不索地，不索重费，则我酌量许以利益亦无不可”（注：张之洞：《致总署天津李中堂》、《张文襄公全集》卷77、“电奏”5，第14-16页，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清廷并未采纳李提摩太的方案。此时，英国正积极推行纵容日本侵略中国的政策，不可能站在中国的一边，同中国结盟，干预中日谈判，李提摩太的阴谋未能得逞。 为适应英国侵华需要，李提摩太将他的变法方案作了部份修改，以《新政策》为题在《万国公报》发表。李提摩太在文章中论述了清政府当前应办的9件事，主要是聘请两位西人办理外交，同列强签订友好条约，保持和局；设立新政部，任命8名官员领导这一机构，8人中华官与西人各一半，4名西人应从英、美两国聘请，因为“两国皆无忮心，皆不好战，最宜襄助中朝”。新政部的任务是办理各项新政。聘请西人兴办铁路，管理中国筹款借款，兴办国家日报，由英美人士管理报社，主持笔政，请英美两国人士随时晋见皇帝，条陈西国各事（注：李提摩太：《新政策》，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3册，第239-24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李提摩太的《新政策》同1895年初他抛出的改革方案比较，实质一样，即沦中国为英国的附庸国。两者主要区别是《新政策》的措词委婉含蓄，英国无须冒任何风险，采用和平方式，逐步使中国成为英国的仆从国，用他的话来说则是“期以廿年……中西之行迹可以化。”（注：李提摩太：《新政策》，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3册，第239-24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李提摩太在《新政策》中提出的变法纲领及其同情变法的言论，有助于争取维新派，控制维新运动，符合英国对华政策所遵循的目的，受到英国政府重视和支持。 1895年的“公车上书”标志着维新派已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守旧派同维新派的斗争逐渐尖锐。赫德敏锐地看出两派斗争背后潜伏着光绪与西太后的权力之争，1895年12月8日，他在给金登干的一封密信中指出在清廷官僚中一部份人以光绪皇帝为后盾，另一部份人则以西太后为靠山，彼此倾轧，目前，一部份人仿佛正将另一部份人“逼上绝境”，如果“发生政变，我不会感到惊讶”（注：J.K.Fairbank and others eds.:The I.G.in peking,letters of Robert Hart,Chinese Maritime Customs.1868-1907,Vol.2,第1044页，Harv-ard universit ypress,1975年。）。英国将赌注押在以光绪为首的维新派一边。 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天真地认为英国会真心诚意赞助中国变法，帮助光绪摆脱西太后控制，掌握实权。康广仁称颂英国为“救人之国”，会拯救中国（注：康广仁：《联英策》，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3册，第93页。）。唐才常倡议同英、日结盟，变法自强。这些天真幼稚的幻想对英国拉拢维新派，控制维新运动十分有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