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版画，主要是指木刻版画，即将画稿反向勾勒于木版，然后镌刻，再刷墨或色彩于版上，覆纸刷印而成，其过程与刻印文字成书相同。 凡谈古代印刷史和版画史均要提到唐代冯贽《云仙散录》引《僧图逸录》云：“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方，每岁五驮无馀。”这是文献所见关于古版画的最早记载。东汉明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求取佛法。愔后与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取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牟尼佛立像，佛教始传入中国。“明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经缄于兰台石室。”（注：（北齐）魏收撰《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佛经和佛像是佛教传播、信仰、供养的佛门之宝。魏晋以后，佛经、佛像广为僧侣信众抄写绘制。所以佛经、佛像被首先发明用印刷的方法来化身千万，这是十分必然的事。玄奘印普贤像的记载说明至迟在唐初已有了版画印刷。1944年在成都一唐墓中出土了一幅刻印于茧纸上的梵文陀罗尼经咒图。图中央为莲花座上手执法器的八臂菩萨像，像外围绕刻有梵文经咒17周，在外栏四边各刻菩萨像5尊，并间以供品4枚装饰。印本右面刻有“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近卞……一印卖咒本”，这是坊间所刻印，时间约为唐至德二年至大中四年（757—850），距玄奘刻印普贤像约晚一百多年。这是我国现存最早古版画的实物之一。1900年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绘刻于唐咸通九年（868）的《金刚经》扉画， 内容是在祗树给孤独园佛祖释迦牟尼为须菩提长老说法的情景。构图完整，形象生动，刀法圆畅，在绘制等方面都已达到较高水平。 唐宋以后，我国经济、文化逐渐向东南沿海地区转移。南宋时浙江杭州，福建建安、建阳都是著名刻书集中之地。这时的苏州已是繁华的城市了。 1978年在苏州瑞光塔内发现了木版印刷的《大随求陀罗尼经咒》和《梵文经咒》，分别为北宋咸平四年（1001）和景德二年（1005）刊印，另有天禧元年（1017）木刻本《妙法莲华经》一部。苏州刻书较早而最著名的是在陈湖碛砂延圣院大藏经局所刻的《大藏经》， 有591函，6362卷。为区别于宋代所刻其他大藏经，而名为《碛砂藏》。此藏于南宋绍定四年（1231）开雕，元至治二年（1322）始成，历时91年。卷首冠有图版，共有8种，轮番重复使用。画面构图完善，华丽繁缛， 线条柔中寓刚，人物形态各异，神情变化于毫芒之间。版画题记有“陈昇画”、“陈宁刊”、“孙祜刊”、“袁玉刊”等。北宋至明初300多年间，苏州刻书业渐起，而侪于全国刻书业中心之列， 竟有后来居上之势。 明代中叶，经历了明初以来近百年的休生养息，农业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然而土地兼并十分严重。苏、松、杭、嘉、湖五府本来地少人多，租赋又重于其他地方。嘉靖、隆庆间（1522—1572）政府实行了一条鞭法，农民因缴纳鞭银，必须出售农产品，使得农民与商品市场联系日益密切，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封建依附性逐渐减弱，人口流动活跃，加上明代商税简约，对工商业的束缚较少，这就促使工商业的不断发展，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封建地主经济势力仍旧强盛。明初以来，官私刻本大多刻经书、法令、典章制度、方志以及宣传儒家思想的书籍。吴县知县邝璠撰《便民图纂》便是地方官吏劝课农桑的一本书籍。全书共16卷，第一卷有“农务图”15幅，第二卷有“女红图”16幅，每图上部都冠有一首“竹枝词”。卷一据宋楼
《耕织图》重新绘刻而有所改动。此书在弘治六年（1493）首刻，十五年（1502）又刻，以后还有嘉靖二十三年（1544）、万历二十一年（1593）等刻本，一刻再刻。清代康熙间内府刻《耕织图》、嘉庆间内府刻《授衣广训插图》，都是出于重农抑商的目的。 由于资本主义萌芽是一股新生势力，终究不能遏制，市民阶层的地位逐渐上升，俗文化高度发展。自宋元以来开始流行的话本小说、戏曲杂剧，到嘉靖、万历间进入了鼎盛时期。万历时（1573—1619），苏州著名的文学家、戏曲家冯梦龙创作、更订、增补、汇编、注释、选评了大量文学作品，可考订的有七、八十种。这些戏曲小说成了最好营销的图书，往往书坊“竞购，新剧甫属草，便攘以去”。（注：（明）冯梦龙《永团圆·序》。）冯梦龙搜集、整理、拟作、汇编了话本小说集“三言”，即《惊世通言》、《醒世恒言》、《喻世明言》（又名《古今小说》），湖州凌濛初见“三言”的成功，于是也仿照编刊了“二拍”，即《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如《西厢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文学名著则一刻再刻。书肆竞利，促使刻书业迅猛发展。 苏州在明代是最繁华富庶之地，“书肆之盛，比于京师。”书坊大多开设在阊门内外和吴县县前。阊门南浩街和胥门一带是万商云集、樯桅林立的码头，苏州书坊开设在附近，便于将所刻印的书籍装载、运散到全国各地。胡应麟在评论当时各地刻书状况云：“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会萃焉。海内商贾，所资二方十七，闽中十三，燕越勿与也。然自本坊所梓外，他省至者绝寡，虽连楹丽栋，蒐其奇秘，百不二三，盖书之所出，而非所聚也。”又云：“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逐与苏常争价。蜀本行世甚寡，闽本最下，诸方与宋世同。”“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蜀本宋最称善，近世甚希。燕、越、秦、楚，今皆有刻，类自可观，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注：（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甲部经籍会通·四》。）胡应麟对吴地刻本之推崇，主要还是着眼于校勘之精审、刻工之工致，以及纸墨之美善。当时造纸、制墨等手工业已十分进步发达，这对印刷事业的发展也是有利的。苏州人文荟萃，经济繁荣。在新生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和商业竞争的环境下，苏州的印刷业在全国同行业中是以质取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