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佛教石窟寺艺术（Cave temple Art ）是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珍品，中国是世界上佛教石窟寺艺术最为繁荣和发达的国家。石窟开凿时间之长、分布之广、数量之众、规模之大，任何国家都不能比拟，甚至包括佛教及佛教艺术的故乡——印度在内。中国佛教石窟寺艺术的形式尽管是外来的，但它从一开始就不是印度石窟寺艺术简单的模仿或翻版，而是融会贯通，博采众长，不断创新，逐渐显现出自己的民族特色。本文将着重讨论中亚佛教石窟寺中雕塑、壁画艺术在我国东渐时逐步民族化的过程。 二 佛教自公元前6世纪至5世纪在印度创立之后，在向世界传播中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条是自印度向南传入斯里兰卡、泰国、缅甸、柬埔寨、老挝等国，统称为“南传佛教”；另一条是从印度北部传入中亚地区，然后经中亚、西域传入中国，再由中国传入朝鲜、日本、越南、蒙古等国，统称为“北传佛教”。中国是北传佛教的中心区域。我国古代留传下来的佛教艺术，由佛教寺院和石窟艺术组成。两者都融建筑、雕塑和绘画于一体，蔚为大观，是世界佛教艺术遗产的主体部分之一。自西汉张骞通西域后，东西交通日渐畅通，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形成了著名的“丝绸之路”。佛教及佛教艺术正是通过这一走道，越葱岭、渡流沙、穿越河西走廊，向中国内地传播。中国石窟寺艺术在窟形和造像题材上直接受到了印度阿旃陀（Ajanta）石窟的影响（注：宫大中：《龙门石窟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6页。），艺术风格是印度贵霜王朝的犍陀罗（注：印度佛教造像礼拜， 从迦腻色迦王（Kanishka）时代（公元32年～59年）开始。王笃信佛教，定都犍陀罗的布路沙逻城（今白沙瓦Pas hawar）。当时这里因受希腊亚历山大东征影响，有许多留下的希腊工匠曾参加堂塔的建筑和佛像的制作。最初制作佛像的就是希腊艺术家，所以佛像的面貌、服饰，都带有极浓重的希腊风格，这种风格，就是所谓犍陀罗艺术。）（Gandhara）式。可以说，石窟寺艺术的故乡在印度，代表印度石窟寺艺术的阿旃陀石窟是石窟寺艺术的发源地。而印度佛教艺术，西流至希腊、罗马，最后返流汇集于中亚交通枢纽地带的犍陀罗，形成中亚佛教艺术的中心。从它到中国新疆的拜城、库车、焉耆、吐鲁番，甘肃的敦煌、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山西大同云冈和河南洛阳龙门等地，联成一条漫长的佛教石窟艺术的纽带。沿着这条道路带来的石窟寺艺术的种子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开花结果。形成了一个星罗棋布的石窟寺分布网。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优秀传统的民族，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历来善于博采并蓄、消化吸收外来民族的文化精华。印度犍陀罗式的石窟寺雕塑与绘画，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深深地打上了中华民族的烙印，输入了我们民族的新鲜血液。那些开凿石窟的古代工匠们，出于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和对传统文化的尊崇，在一开始接触石窟艺术时，就力图将它融入我们民族的、地区的内容，使它符合我国广大人民的审美观。尽管在内容题材、基本式样上是模仿了印度的作品，但如身体各部分的比例、神态刻划、袈裟服饰的处理、传统的装饰纹样、线条和体积的结合等，都力求突破印度模式，发挥自己的艺术特点，在长年累月的不断创新中，终于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色。 三 佛教传入我国始于西汉末年，东汉已见石窟开凿。新疆地处西域丝绸之路要道，得风气之先，为佛教东渐必经的第一站，也是我国最早开凿石窟的地方。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北两条路线上都发现过早期佛教艺术遗存。20世纪初，英国人斯坦因在若羌的磨朗遗址发掘了一座古佛寺遗存（米兰2号寺址）。在佛寺的礼拜道外壁面上绘有壁画， 主要表现释迦说法和佛传与本生故事。人物的形象都是睁着大大的眼睛，人物装饰是典型的中亚风格。值得注意的是，还出土了一件有翼天人，与希腊文化的天使形象有关。根据寺址出土的侩卢文题记，可知此佛寺的年代不晚于3世纪后期。 我国现存最早的石窟，是位于古龟兹地区的新疆拜城克孜尔千佛洞。“龟兹国西去洛阳八千二百八十里，俗有城廓，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注：《晋书·四夷传》，中华书局，1974年。）《出三藏记集》也说：“拘夷国（即龟兹）寺甚多，修饰至丽，王宫雕镂，立佛形象，与寺无异。”克孜尔石窟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于3 世纪末开凿的。 克孜尔早期洞继承了印度石窟的形制，以中心塔柱窟为主，壁画题材以表现小乘信仰的本生、佛传为主。其早期塑像已不存，但留下的大量壁画，无论是构图还是艺术手法，都显示出深受犍陀罗艺术影响。如壁画中人物多用粗线条勾勒，肌肉部分多次晕染，具有立体感。裸体或半裸体的形象较多，乳房画得很大，而且突出，细腰大臀，崇尚肉感的表现。以单纯的色彩平涂出身体的细部，绘画技术也比较雅拙，有“龟兹画风”之称。如克孜尔第47、48窟的飞天，第69窟的供人等。其中第69窟的画法，被称为“湿画法”，作者直接在不涂白粉的泥壁上作画，既使用了有覆盖力的矿物颜料，也运用了透明的颜料，而且可以看出水分在底壁上的晕散。这在我国石窟艺术中是别具一格的画法，具有维吾尔族文化的成分。从5世纪初至6世纪，洞窟数量大增，规模宏大，新出现方形窟，各类洞窟成组合形成排列，壁画内容丰富，风格有了鲜明的民族与地方特色，人物圆脸，小眼，五官集中于面部中央，这种造型对敦煌石窟曾产生过很大影响。我国自行发展形成的一些艺术处理手法在这里得到了应用，如为了表现泥塑或石雕的圆雕、浅雕艺术形象细部，往往辅以绘画的方法，诸如用毛笔绘出眉须或衣纹等的线描手法，或在雕塑像的周围辅以彩绘的人物。这种绘、塑有机结合的艺术创造，是我国艺术传统的一大特点，而在阿旃陀石窟中，甚至整个印度的古典艺术中，都找不到这种现象。在壁画的内容题材方面，克孜尔石窟要比印度的更加丰富多彩。券顶中央天象图趋于简化，新出现须摩提女因缘故事画，主室前壁窟门上部出现降魔和初转法轮等佛传题材。新题材中千佛形象的出现和本生题材的减少，说明大乘佛教已进入龟兹地区，这种影响来源于盛行大乘佛教的于阗或中原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