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鲁迅曾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出的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光。”（注：《鲁迅全集》第一卷，第241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一民族之艺术必体现一民族之文化精神，这是毋庸置疑的。在笔者看来，几乎所有的艺术观念的分歧与论争莫不归结于文化观念的不同与差异。关于艺术问题的探讨，关于艺术如何发展的探讨，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文化立场的纠缠。而一旦涉及到这一重大的文化命题，遽下论断都难免于失之偏颇和武断。历史学家庞朴曾指出：“从文化方面看，近代史最显著特点就是中西文化之争，而中西文化的争论，恰恰反应了文化结构的展开。”（注：庞朴：《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第36页，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在《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这本书里，庞朴认为：一部近代史，可以分成三段：第一段，引进技术，停留在物质的方面；第二段，改革制度；第三段，深入到社会的心理。他认为这样一个近代历史的进程，“恰好是文化结构的三个层面的展开”（注：庞朴：《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第37页，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他接下去分析道：近代史的洋务运动，属于第一阶段，是接受西方的物质文明，中体西用；第二阶段或谓文化结构展开的第二个层面即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这两个在政治上不同的阶段，但其从政治上的改良与革命的根本差别，若从文化变迁上说，都属于结构的中间层。而五四运动属于第三个阶段，它是深层的文化问题，也即人们的心理问题。庞朴总结道：“事后看起来，这个任务完成得并不好，原因之一是当时的人差不多都犯了一个毛病。这个毛病是或者站在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上，或者站在华夏中心主义的立场上，提出了全盘西化论和中国文化本位论，而未能客观地对待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注：庞朴：《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第40页，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应该承认，这个结论符合历史事实，也基本代表了人们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态度。 距伟大的五四运动，历史已推进了80个年头，然而，五四时期所面对的精神文化危机与中西文化论争仍然存在，只不过它更增添了新历史时期的新人文问题罢了。回首20世纪的中国历史，我们不禁要为它的变化丰富，结构错综，矛盾尖锐，问题复杂，头绪纷繁而扼腕。在现代美术问题上，不可避免的一点即是如何看待中国书法和中国画这两个关系密切的民族性极强的艺术形式之关系问题。而在具体评价它们的文化价值时，又必然会牵扯到文化立场与文化价值判断这一难下论断的大命题。同样，在触及到近现代的中国书画发展历程时，也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本世纪前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书画的历史遭遇以及近现代的中国美术教育等问题，甚至具体到其表现形式、教育结构、核心精神、文化情结、未来出路等非比一般的敏感问题。特别是，在评骘书画同源与文人画传统时，都会触及到20世纪的美术思潮、艺术教育、著名艺术人士的艺术主张等微妙复杂的内容，这是笔者深感力不从心，也觉得异常复杂庞大的研究课题，因而命笔之际，备感沉重。 2 百年来的中国美术教育，经历坎坷，道路曲折，起伏变化很大，概括而言，大体上采用的教育模式基本上可以说是西方式的，这是由于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历史所决定的，必须给予充分肯定和客观评价。因此，稍微回顾一下近代社会的文化思潮，或许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传统的书法绘画艺术的百年进程有些用处。 19世纪60至90年代，由于受外国列强的欺凌，形成了以振兴国家与民族为目的的自强运动，而这个运动的文化学术基础，就是著名的“中体西用”思潮。最早提出此一主张的是冯桂芬，他主张“博采西学”、“中本西辅”，其主张正是认识自己在军事、科学、工艺乃至史地知识上的弱点而后的危机感的产物。此后，一批洋务派人士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丁日昌、张之洞、郭嵩焘等纷纷推波助澜，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对我有用的东西，张之洞在其《劝学篇》里明确指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可偏废”，“中学为内容，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而郭嵩焘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任驻外使臣，因而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就更显得客观和深刻，他认为包括东西方文化在内的每种文化都各有自己的“本”与“末”，他开始用不同文化类型及其演进规律的眼光看待中西文化，呼吁要正视西方文化的先进，要在根本上学习西方文化才能使自己富强起来。考察近代中国的社会思想文化史，必然要面对洋务派与顽固派对峙纷争的历史事实。洋务运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翻译和引进了西方文化（侧重于器物技术领域），第一次办起了工厂和企业，第一次开始派送留学生出洋学习，改革传统科举，兴办教育等，在整体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程。“然而，当洋务派从捍卫中国传统出发，自以为用‘体用’的调和方式解决了两者文化冲突的时候，却恰恰背离了中国‘体用一源’的文化精神。‘体用一源’是中国哲学的一贯原则。……它告诉人们，有什么体，就有什么用，一定的用，也只能来源一定的体，互相分离的‘体’与‘用’都是不可思议的。”（注：曹锡仁：《中西文化比较导论》，第187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 ）笔者认为，这种分析十分有见地。甚至于20世纪的再度文化碰撞与观念冲突，都可以在这一分析中加深思考。直至戊戌维新运动，才真正突破了狭隘的民族本位论束缚，走出了“中体西用”的羁绊，严复、康有为、梁启超主张“中国今日之政，非西洋莫与师”（可是最后他们又走上了“传统的复归”之途）。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从现实出发，总结了洋务运动、变法改良的失败教训，试图对中西文化进行具体的扬弃与改造，旨在重建中国的新文化，他的革命思想与他对达尔文进化论的信奉与推崇有着某种内在联系，他的三民主义的文化重建模式，正是来自于对西方文化中的“民主”与“科学”这一世界思潮的参照而构建的（注：曹锡仁：《中西文化比较导论》，第187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而曾经与孙中山共同认同民族主义的章太炎，后来却走上了地道的国粹主义。可以说，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教育、科技等广泛领域，都打上了启蒙与救亡的双重烙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