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灵隐飞来峰造像是我国东南沿海最大的石刻造像群，其中保存有汉民族居住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雕造精美的藏传佛教石刻艺术真迹。本世纪二十年代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对飞来峰石窟造像作了初步的考古调查（注：参见国家文物局教育处编《佛教石窟寺考古摘要》，文物出版社，1993年。）。建国后，杭州飞来峰石窟造像的资料收集与专题研究工作逐步展开与深入，至今有关著述已有不少。但由于种种原因，在藏传佛教造像艺术方面，系统的、深入的研究尚不多见，洪惠镇先生《杭州飞来峰‘梵式’造像初探》（载〈文物〉1986年第1期，下文简称〈初探〉）是系统论述飞来峰藏传佛教造像的开拓性论作，具有经典意义。但毋须讳言，文中也有值得商榷之处。飞来峰有些藏传佛教造像《初探》也未予以研究。本文拟以考正飞来峰元代藏传佛教造像的题材内容为重点，对包括《初探》在内的考古和美术史论著中的一些相关问题展开探讨，并求教于洪惠镇先生和诸位专家、学者。 杭州飞来峰藏传佛教造像在元初建成的时代、历史背景，以前学界已多有阐述，此不赘复。本文的分析即按飞来峰藏传造像所拥有的佛部、菩萨部、佛母部、明王部、护法部和上师（祖师）部诸部造像逐一展开。 佛部 飞来峰共有藏传佛部像14尊，其中佛装佛部像12尊，内有无量寿佛7尊（占了总数的1/2），释迦佛4尊及药师佛1尊。菩萨装宝佛像2尊，为第66龛（注：此龛号系飞来峰造像现有编法，序号从1～100，共编100龛，下同。）宝冠释迦佛与55龛“金刚勇识佛（注：上龛龛楣处有“金刚勇识”四字及一行梵文，因岩面风化甚重，题刻未见于此前的文字记载。）”。 对第37(13)龛（注：括孤内的号码系《初探》一文中相应的造像编号，从1～71，共编71龛，下同。）佛像，《初探》称其“左手结降魔印，右手抱金法轮，为中央如来部主毗卢舍那”。笔者以为不妥。理由可从造像仪轨与艺术实迹两方面加以说明。 按藏文佛籍《造像度量经》载：“中央如来部毗卢如来：白色，手印二拳收胸前，左拳入右拳内把之，而二巨指并竖，二食指尖相依，谓之最上菩提印。具标识者，则二手等持如无量寿佛，古其宝瓶安金轮是也”（注：李鼎霞：《佛教造像手印》，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又金刚界，胎藏界大日如来（毗卢舍那）均作菩萨形。前者戴五佛冠，结智拳印，后者戴结发于顶形冠，结法界定印。（注：李冀诚、丁明夷：《佛教密宗自问》，中国建筑出版社，1989年。） 考察同时代藏传佛教的中央如来部主毗卢舍那艺术形象遗迹，西藏夏鲁寺元代五方佛壁画中的毗卢舍那头戴宝冠，上身赤裸饰璎珞珍宝，手结智拳印（注：参见金维诺主编《中国壁画全集34·藏传寺院4》，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此外，元代藏传佛教中亦有不少作说法印的毗卢舍那实例。 第37龛佛螺发事肉髻，左手结降魔印，左手作禅定印，其特征无论与同时代藏传艺术实例中的毗卢舍那形象，还是与经典中中央如来部主的仪轨均相差甚远。故难以断言此像为毗卢舍那佛。依笔者之见，37龛坐佛应为释迦牟尼降魔得道的标准形象，像左掌心所托的法轮，系佛祖释迦成道后在鹿野苑初传佛法的象征。青海省同仁县年都乎寺壁画就有以法轮标饰的释迦牟尼佛像，所不同的是法轮未捧在手上，而是绘于佛座上。（注：参见金维诺主编《中国壁画全集34·藏传寺院4》，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 对第42(16)龛，《初探》一文认为“坐佛手持摩尼珠，为南方宝部宝生佛”。按《造像度量经》：“南方宝部主宝生如来；黄色，手印右手作图样中救度佛母右手同，谓之施愿印，左手如前正定印（即如释迦左手），标识摩尼珠置左掌上（注：李鼎霞：《佛教造像手印》，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而第42龛坐佛左掌上置钵（非摩尼珠），左手持一丸作施愿印，标识及左右位置均与宝生如来仪轨相悖。事实上此龛造像左掌托药钵，右手拈药丸，其手印、标识为标准的药师如来像（封二：1）。藏传佛教中，药师佛也是经常表现的题材之一，承德外八庙普乐寺宗印殿三方佛造像之药师佛即如42龛之形象（注：参见陈振远主编《藏传佛教造像》，天津人民艺术出版社，1995年。） 从对所有这14尊佛部像的题材分析中我们看到，飞来峰没有五方佛中的东方阿门佛和北方不空成就佛，所谓的中央如来部主毗卢舍那和南方宝生佛也查无实据，故飞来峰的藏传造像不可能如某些观点认为的那样单按藏密五方佛布局（注：参见国家文物局教育处编《佛教石窟寺考古摘要》，文物出版社，1993年。）。飞来峰元初至元后期造像的开凿，不同于云冈石窟北魏和平年间与四川大足宝顶南宋摩崖石刻那样各有一位高僧来主持、设计和经营。飞来峰元代造像虽为当时元世祖忽必烈委派的江南释教都总统杨琏真伽所提倡，杨氏亦系造像中的一位大施主。但元代造像，包括藏传佛教的“梵式”造像与汉传佛教的“汉式”造像均相互夹杂，散布于山麓沿溪悬崖和各大溶洞洞口处，未有统一筹划开造的迹象，而大致属各功德主个人施造行为的总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