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000—2987（1999）03—0064—69 进入80年代末以来，文坛消解道德、躲避崇高的风气愈演愈烈，英雄话题似乎一下子贬值。难道“上帝死了”，英雄主义也随之退出历史舞台？本文正是立足这一点对近半个世纪军事题材报告文学予以回顾，认为在战地英雄凯歌——人本主义的反思——民族精神的象征这样三个阶段的历史背景下，英雄主题实现了从神话英雄向人间英雄的回归，目前进入理想英雄的挖掘、重塑阶段。这标志着英雄主题在50年的历史中与社会的政治生活、民族命运紧密相关，它的转换和升华标志着人的解放进程。 英雄走向神话：被推向极致的公共话语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繁荣、成熟的报告文学，实际上肩负着“战地报告”的使命，各种英雄的事迹都无一例外地被报告文学家深情关注，漫卷的红旗、战斗的豪情、革命的英雄气概构成了这类英雄赞歌的主调。建国初的抗美援朝战争，不但使弥漫在公众心中的这股英雄气高涨，而且使英雄主义激情又添加了新的内涵，这就是与革命的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国际人道主义的弘扬。仅就几十本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散文报告文学集及长达114万字、共426篇的《志愿军一日》来看，“英雄”、“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字眼，正如伏尔泰在《论史诗》中说的，这“是一种用诗体写成的关于英雄冒险事迹的叙述”。当时担任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副主席的廖承志，1951年4月率第一届赴朝慰问团赴朝，曾激动地写下这样的文字：“确实，我在朝鲜看到了许多事情。而这些，要是不跨过鸭绿江，是不容易这么深刻地体会到的：忘我的工作，革命的英雄主义——是勇敢和智慧的结合，是乐观主义和钢铁意志，是冲破一切困难的决心，是朴素的作风，是谦虚的态度……”（注：廖承志：《朝鲜战地随笔》，载1951年7 月《解放军文艺》。）。在这里，“我们看见的是一股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所结合起来的无坚不摧的铁流。这个铁流的力量在哪里？在于做这些‘平凡故事’的人物，已经不是几十个几百个，而是几十万个。他成了千百万人民的行动的共同守则，他成了不这样做就不行的群众性的共同信念，成了大家都必须这样做的共同行动的指导心理。”（注：廖承志：《朝鲜战地随笔》，载1951年7月《解放军文艺》。 ）这里的“共同守则”、“共同信念”、“共同行动的指导心理”概括得极为恰当，英雄主义的高涨和这种民族心理沉淀的结果是：英雄成了这一阶段的公共话语。除过《志愿军一日》是参战人员的亲历记以外，还可以列举不少作家、记者的作品，来说明这一问题。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依依惜别的深情》，刘白羽的《在朝鲜的第一夜》，华山的《歼灭性的打击》，黄钢的《在杨根思牺牲的地方》，杨朔的《中国人民的心》，巴金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等，都高度颂扬、讴歌了弥漫在朝鲜半岛的这种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英雄形象的崇高美和作品流溢着的抒情色彩及诗的提炼可以说是此类作品最显著的审美特色。《谁是最可爱的人》的抒情色彩已被读者公认，魏巍用饱蘸着激情与诗意的笔描写了战士的品格，而且还时时直抒胸臆，来表达对英雄的热爱与赞美。刘白羽、巴金、杨朔的作品体现了作家浪漫主义的、诗的意境的追求，想象、抒情以及融合着情感的景色描写是在诗意化境界中展开的。因而这一阶段报告文学趋向于散文化、诗化，表现在文学性中的这一特性成为英雄被作为公共话语的一种映照。“英雄人物站在伟大的时代潮流中，他们是时代精神的化身，是高尚、正义、先进社会力量的代表。英雄的品格是群体优秀品格的集中体现。”（注：赵俊贤：《中国当代文学风格发展史》，西北大学出版社。）因此，“他们的爱与恨，都不仅仅属于个人，而更属于时代和民众”。（注：赵俊贤：《中国当代文学风格发展史》，西北大学出版社。）于是，英雄成了失去个性和真性情的“类”，它的“类”特征表现出高大、完美、超凡脱俗的理想化倾向。如果说初期的“战地报告”是英雄的速写，那么，对英雄的英雄性崇拜真诚向极致时，英雄的赞歌便以神话的面目出现，这是公众情绪的必然产物。不仅如此，还有一个相当大的社会背景不能忽视。早在1948年冬季召开的东北文化会上，就有人提出创作“新的英雄人物”的口号。《在新事物面前》的作者之一胡零撰文谈到：“要把‘英雄人物’与‘正面人物’区分开来，不能混为一谈”，认为“正面人物，不一定个个都写成十全十美的突出的英雄”，而新的英雄则是“一种完美的工人阶级活生生的英雄典型，应该写成是十全十美的”。1964年11、12月合刊的《文艺报》发表了《十五年来资产阶级是怎样反对创造工农兵英雄人物的？》将一切建国以来关于英雄人物的正确讨论一概否定，认为这都是“同表现工农兵的任务相对抗”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理论。”翌年6 月号《新建设》上张立云撰文认为：“愿不愿意努力塑造革命英雄主义，是对今天的社会热爱与否，感情深浅的一个重要标志。”他认为英雄人物的个性，是“阶级性、党性在不同人物身上的具体体现”。因此，“十七年英雄形象的塑造逐渐呈现出偏颇的发展轨迹，一些作品除一味地拔高美化英雄品格之外，还人为地把英雄和民众隔离开来，英雄至高无上由人异化为‘神’，民众则只作英雄的陪衬，反面人物大都虚弱无力。”（注：赵俊贤：《中国当代文学风格发展史》，西北大学出版社。）从此，不食人间烟火的神话英雄登上了文艺舞台，他们“理想的光辉”、“气壮山河的革命气魄，”“进攻”的性格，“叱咤风云”的形象，是缔造共产主义“畅想曲”的动力。 由此看来，抗美援朝的“战地报告”只是延续了民族解放战争的英雄情结，并使之浪漫化、诗意地放大，真正将英雄逼向神坛的是左倾政治思潮、英雄的公共话语。 “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顺着这样一条轨迹滑行的军事文学，遇到文革前后英雄化、神化思潮的推动，便合乎逻辑地驰上了虚假矫情的伪英雄主义的沼泽地。人从军事文学舞台上的最终消失……”（注：赵俊贤：《中国当代文学风格发展史》，西北大学出版社。）“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基调的确立，社会主义悲剧被取消。”（注：陈思和：《当代文学观念中的战争文化心理》，载《鸡鸣风雨》，学林出版社。） 英雄的回归：文学的人本主义反思 从教条的人实现人的真正回归还是新时期。1981年第8 期的《解放军文艺》刊发的《“蓝军司令”》带给军事文学的冲击和震撼是巨大的，因为它冲撞的不光是旧的军队训练体制、观念，而是寓言着一场大变革将在这块特殊领域实施，活生生的人出现在军事文学中。“蓝军”与“红军”的对垒中，永远是被配合、被消灭、被战败的角色。而“蓝军司令”王聚生却大胆地打破了这种常规和心理定势，应用巧妙的战术战败了“红军”而不是配合“红军”一如既往地夺去胜利的硕果。在这篇作品中，作者江永红、钱钢冲破“左”的思想禁锢，公开地向“假、大、空”挑战。他们首次撕下了伪英雄的外衣，使公众心理中的英雄定势发生了变化。“红军”如不改变战术把演习当作真正的战争来对待，其常胜英雄的角色将会结束，这不是富有意味的主动的挑战么？从“车马炮”中走出的王聚生，生灵活现地站在读者面前，他是军事文学中的新形象：富于思考和行动的能力，大胆探索创新。如果说“蓝军司令”是位英雄，那么他的英雄性首先体现在他是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行动能力的现实人，他参与的是现实的生活。文学从伪英雄的礼赞、炮制中飞跃到对人的内在生命意蕴地挖掘，这是非常不简单的。之后，两位作者又在《惊蛰之声》中向人们报告了一位因探索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用公款给连队买录音机”而违反制度被打入冷宫的指导员，向人们揭示了改革的艰巨性，并反思着探索者的人生价值。可以说，新时期军事文学对人的“重新发现”，首先体现在对人的真面目的恢复及对真实、现实的人生关注上，之后才走向对传统的英雄话题、英雄概念的怀疑与反思。这还表现在文学对军人的价值肯定与描写，对军人的命运与疾苦的关注、理解。但是，从我国军事题材报告文学的发展历程来看，这一过程却是极为漫长和艰难的。从80年代初对军人价值的关注和80年代末两部重要作品的问世，中间相隔了近8年时间，英雄的内涵才发生转变，从而出现了两部充满人本主义色彩和人道精神的作品，正视“失败的英雄”和“被俘的英雄”。一股悲凉之气从军事文学天地升起，彻底冲破了关于英雄的思维定势和旧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