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族、环境、时代”与文学 法国著名的史学家、批评家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1828——1893）在《英国文学史序言》以及《艺术哲学》中，阐述了他的艺术理论。在继承孟德斯鸠与黑格尔的基础上，他提出并完善了其中一个被沿用至今的社会学派艺术观点，即认为“种族、环境、时代”这三大因素，决定了人类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性质：种族是内部原始动力，环境是外部压力，时代是后天动力。尽管丹纳的观点有偏颇之处，如认为种族特性是该民族文学艺术发展的永久的动力，而这却无法解释同一民族不同时期的艺术盛衰状况；在讨论环境因素时，有“单因决定论”的倾向，而且受进化论局限，片面强调气候、土壤与艺术的影响如对植物的影响一般重要。但是，这三大因素确实是构成精神文明的重要因素。“种族”如果不仅仅指其“原始模型的巨大标记”，（注：丹纳：《英国文学史·序言》，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下卷第237页。）永久的本能， 而看到它作为历史的产物，必然带有历史的痕迹，具有“后天”的特质；“环境”如果不过份重视地域的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而看到地域自然条件与区域人文因素相连结，透过区域文化这个中间环节对文学产生影响；如果更多地关注到人文环境形成的关键一环——经济因素，触及与上层建筑密切相关的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话，那么，其以存在决定意识的立论应该更完善。 对产生文学艺术的关键因素的论述原理，同样可以借以考察一个民族或族群的文学欣赏的选择。 中国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关系源远流长，中国文学的传播与华文文学的产生和发展，谱写着两者的血缘关系历史。中国文学在东南亚的传播广泛而深入，其传播的媒介基本是华人自身；而传播途径很多，如劳工口头传播、私塾授课传播、社团活动记志传播、文人酬唱传播等。在印尼、马来亚等地，还有通过马来文的翻译，使中国文学得以在土生华人中广泛流传的特殊形式。 值得考察的是，早期那些略通华语（方言）而不懂华文的土生华人，为何对中国古典文学感兴趣？他们对哪一类作品感兴趣？为什么？那些来自祖籍国的古典文学作品，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二、关于土生华人群落 “土生华人”统指在当地出生而有华人血统的人，这一阶层世界各地的情况有不同。 马来亚的土生华人中，以海峡侨生（The Straitsborn Chinese）为代表，他们的俗称叫“峇峇”（注：峇峇，巫语Baba的译音，为侨生的统称；另，也用于专指男性侨生，女性侨生称“娘惹”。）。峇峇社群的形成，始自海峡殖民地，特别是马六甲的华巫二族通婚。“峇峇”最初指华人男子与马来女子通婚所出之混血儿；后来这些混血儿之间也相互嫁娶，生儿育女，于是形成一个土生的华侨群体。19世纪，他们中的女性开始与当时大量涌入的中国新移民通婚；由于新移民中绝少女性，“峇峇”们只好仍然娶马来女子为妻。这两者的后代的不断增加，峇峇群落的人口遂迅速发展。 峇峇社会群落的文化形态因此而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情形。峇峇是殖民地中的一个特别阶层。他们的生活方式基本从母系而马来化。语言文字上，通用稍有变异的夹杂闽南话的马来语（又叫低级马来语），略通华族方言；有不少人受到英文教育而精通英语。他们有自己的社会团体，自己的报刊杂志（以英文、马来文为主）；战前，他们享有许多其他华人所没有的政治、经济与教育权利，如可入主高级公务员、立法议员等职位，可从事任何经济活动，可享有种种受教育优惠，甚至有机会获取英政府的“皇后奖学金”，到英国深造。他们后来往往成为华人社会的上层人物。而且，土生华人与当地中国移民甚少往来，有意保持一定的距离。 然而，从种族的角度而言，“马六甲的华人的血液中有和华人的血液一样多的马来人血液。但是，他们的后代是华人而不是马来人。他们保持着华人的文化，华人的风俗习惯和华人的服式。”（注：[英]巴素（Purcell）：《马六甲华人居留地》（Chinese Setllement in ma lacca），转引自林远辉、张应龙著《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侨史》，广东高教出版社1991年版，267页。 ）他们的文化认同没有脱离传统华人的轨迹。中国文化，特别是传统的风俗习惯，在峇峇群落中得到较完整的承袭。如承袭姓氏、祭祀祖宗，至于社会礼仪、婚丧嫁娶，更依华族古制。一般的衣着打扮，也有中式的，甚至陋习如男子拖辫、女子缠足也见诸其间。他们建立的庙宇，也多是中国宫殿式的构架、雕工；宇内所悬匾额对联，所置碑铭，皆以中文书写。中华文化以其最表层的形式，渗透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可见其民族意识是十分明晰的。20世纪初，海外华族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更强化了这一意识。从文化学的角度看，这实际上是一种寻根意识，是华族在选择了另一种生存环境，在时间与空间上远离自己的祖籍国之后，心灵原始无意识积淀“浮出海面”的寻根表征。 这样一个特殊的阶层——在政治上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在文化认同上倾向于中国文化；在生活方式上且巫且中；在语言上，除少数受英文教育的人外，大多数人是既失去中文能力又不谙荷文、英文而只通低级马来语，也就是说，他们当时面临这样一个矛盾：既想亲近中华文化又只有阅读马来文的能力。一些有意思的历史现象可以证明这一族群的此类“亲近感”：例如马华互译交流的早期，新移民出于维持生计的需要，编著了多类华、马双语词典，而未有人将丰富的马来亚古典文学译为中文；而土生华人，在当时由于享受到种种政策优惠，成为经济领域的宠儿而无衣食之忧，转而寻求精神食粮。其主要手段，就是以马来文大量翻译中国文学作品，以满足精神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