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家礼教的特色 儒家礼教为什么能这样深入人心？这是本文研究的主题，要研究这个主题，首先就必须对儒家礼教的社会文化背景进行深入的探讨，在探讨中把握儒家礼教的特色，才能理解儒家礼教的真正魅力。综观儒家礼教的理论内容和实践方法，我们认为，儒家礼教的动机（出发点）、内容、方法、效果是一致的，正是由于这种一致，使得儒家礼教具有了无与伦比的特色，这种特色至少有四个方面： 第一，儒家礼教既能治家又能治国。儒家的文化既是治家的文化，又是治国的文化，这是儒家礼教首要的特色。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就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一生的政治理想，他在《大学》第一章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孔子认为，“治国、平天下”要从“修身、齐家”开始，其顺序是“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因此，他把做人的思想和治家的文化扩而大之，变成治吏的思想和治国的文化。要治家先要学做人，修身养性。那么，如何做人呢？用孔子的话说就是：“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学会做人以后，就可以治家了，在家庭之中，小辈的要服从长辈，儿子要服从父亲，妻子要服从丈夫，这是天经地义的伦理纲常。谁违反谁就是不孝，治家者必须模范地遵守。 国是家的扩而大之，因此，儒家认为，治国如同治家，在家庭中小辈绝对服从长辈，在国家中则下级应绝对服从上级；在家庭中，儿子绝对服从父亲，在国家中则臣子要绝对服从国君，这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然而，治国者不仅要学会治家，还要会做人，修身养性，官要为民做表率，君要为臣做典范，国君要成为圣人，臣子要成为正人，黎民才能成为好人，否则，也会上梁不正下梁歪。那么，治国者如何修身呢？同样要正其心、诚其意、致其知，治国者要注意学习，知书才能达理，达理才能修身，修身才能治家，治家才能治国，治国才能平天下。这就是儒家礼教的主要内容。 透过儒家礼教的这些内容，我们发现，儒家把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了，把残酷的政治斗争变成含情脉脉的伦理关系，这是片面的。但是，儒家礼教把做人与做官、治国与治家、大道理与小道理、知书达理与修身养性统一起来，避免了它们二者的脱节，使教育内容既源于生活，又用于生活；既富有理性，又充满人情味；既抽象，又通俗易懂，这样受教育者对家庭伦理与国家政治的关系就十分明了，因而也就具有了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独立应用伦理道德规范的能力，甚至是目不识丁的农民对儒家伦理道德也能知晓一二。由于家庭伦理与国家政治是通的，大道理和小道理是通的，遵守了家庭伦理道德也就服从了国家政治，所以历代统治者总认为黎民百姓只要懂得并遵守一般伦理道德就行了，无须了解国家政治，只有为官者才需要既懂一般伦理道德，又懂国家政治。因此，在对黎民百姓进行礼教时也就只需讲小道理，而无需对他们讲大道理，这就让人感到亲切。 第二，儒家礼教具有宗教的色彩。儒家看到伦理道德软弱无力的一面，因此便采取“借天管人”的办法，利用宗教的力量，神的权威去威慑百姓。从孔子、孟子、董仲舒到朱熹都壬方百计把儒家的伦理道德加以神圣化。尤以董仲舒最为典型，他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也”，（《基义》）把“三纲五常”归结为就是上天的安排，臣不从君，儿不从父，妻不从夫，小辈不从长辈，就会遭天打雷劈。在百姓普遍愚昧的封建社会，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威慑力，这种威慑力是内在的，它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从而产生一种“自律”的力量。 第三，儒家礼教是软硬兼施的。儒家文化把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的同时，把伦理道德神圣化，借天管人，这是儒家文化的特色。而儒家文化为官方所利用后，统治者又进一步把儒家伦理法律化，使儒家礼教变成了封建礼教。统治者看到儒家伦理有良好的道德教化作用，但同时也看到了儒家伦理道德仅靠“自律”的力量是不够的，因此，他们致力于寻找一种强有力的“他律”手段和去进一步保证儒家礼教的约束力，这就是严酷的宗法制度。家有家法，族有族规，国有王法；家有父权、夫权，族有神权和族长之权，国则有君权和皇权，谁违反了它们，轻者受责打，重者则要杀头，统治者一方面用王法去威慑人民，另一方面又让百姓自己管理自己，自己监督自己，自己惩罚自己。封建社会女子要是私通男人，轻者受到种种的歧视，让你无法在本家本族生活下，重者按族规就要被装在笼子里去沉河，这种严酷的宗法制度真是让人望而生畏。所以鲁迅先生说：“封建礼教是一把杀人的软刀子”，实际上就是指封建礼教的软硬兼施。 第四，儒家礼教是赏罚分明的。儒家礼教变成封建礼教以后，封建统治者采取了许多赏罚分明的办法，谁违反了礼教该处罚就处罚，谁模范地遵守了就给予奖励。例如，终身守寡的贞节烈女，官府就给她立牌坊，作为榜样，以告示广大妇女。 二、我国思想道德教育存在的问题 “五四运动”以来，我国曾有过几次批儒批孔，摧毁旧文化、建立新文化的历史，但是，不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是“文化大革命”，都存在“破”得太多，“立”得不够的问题，这种“破”得多“立”得少的弊端对我国文化建设的不良影响可以说至今犹存。马列主义传到中国以后，没有很好地加以中国化，所以，并没有完全深入人心，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马列主义受到歪曲，造成文化大革命以后，人们的信仰发生了动摇，社会道德滑坡，许多有识之士大声疾呼，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思想道德教育，但是进行了十几年的探索，思想道德教育并没有深入人心，其原因究竟在哪里呢？与儒家礼教相比，我们认为：现在的思想道德教育从内容到方法都是存在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