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德育，即对受教育者的政治、思想和品德教育。它包含着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对教育培养人的素质的普遍要求，也包含着一定社会制度的国家对教育培养人的思想政治等方面的某些特殊要求，是提高人们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我们党历来重视德育工作，50年代就提出：“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并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作法。邓小平与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一贯重视德育工作。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中可以看到，他在50年代和60年代就多次论及德育工作，并提出了“不能否定青年有特殊的要求，特殊的问题，青年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学校要把劳动定到课程中，每周规定半天，主要是使娃娃养成劳动习惯，加强集体观念”；“要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等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促进了当时德育工作的开展。但是，在十年动乱时期，正常的德育工作遭到极大的冲击和破坏，是非的颠倒，思想的禁锢，使得整整一代人的心灵受到严重创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拨乱反正工作的推进，使德育工作得到了恢复，而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和日益扩大的对外开放又使传统观念和德育工作的内容、方式面临新的挑战。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人们利益关系的大调整，价值观念的大更新。商品货币关系、等价交换原则渗入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导致人们思想的多元化，复杂化；在竞争观念、求实观念、信誉观念、时间观念、效益观念、质量观念和主体意识不断增强的同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开始滋长；在扩大开放、引进先进技术和资金的同时，大量西方的哲学、政治、经济、法学、文艺、宗教等方面的思潮也涌入国门，其中不乏积极的有价值的思想，但自由主义、存在主义、个人主义、非理性主义、虚无主义等一些消极的甚至是腐朽的思潮也冲击着人们的心灵。“人的本质就是自私”、“自由就是自我的主观选择”、“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上帝”、“我只服从我自己”等命题几乎成为一些青年的座右铭，以致形成其畸形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为此，邓小平指出：“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所以我们使用法律和教育这两个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20世纪80年代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在西方反动势力“和平演变”的攻势下，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政局激烈动荡和演变。我国也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甚至出现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不少人在思想上开始对共产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的命运这样的问题也产生了困惑和疑虑。邓小平在分析这些问题的原因时，痛切地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这里讲的失误，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不重视；二是不适应。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背景下，社会生活容易发生的偏向就是物质文明建设这一手比较硬，而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手比较软。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德育工作是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它不仅仅是学校教育工作者的任务和职责，受教育者也不仅仅是学校中的学生。事实上德育工作的参与者及其对象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和全民性，如忽视这一点，缺乏对全体人民的教育，特别是在对人的素质要求和培养上，只重视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轻视思想素质的进步，必然带来严重的后果。同时，面对新形势的要求，德育工作本身还未彻底摈弃在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政治运动为中心时期形成的不合时宜的思维方式、工作方式和价值标准，自我中心、自我封闭、自我循环、脱离实际，以至陷入无休止的姓“社”和姓“资”的抽象争论中。德育工作的滞后性，直接影响到整个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在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下，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多种竞争实质是人才素质的竞争，“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因此提高中华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培养一大批具有高尚的情操和奉献精神的跨世纪人才显得尤为迫切和需要。 二 为了提高中华民族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十年动乱结束后，邓小平便自告奋勇抓教育，在大力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同时，对德育工作提出了一系列科学的精辟的论述，形成其丰富的德育思想，它是对毛泽东德育思想的继承、创新和发展。邓小平从我国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德育指导方针，指出：“新时期德育工作必须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德育工作进行了拨乱反正；他创造性地提出，德育工作对经济工作和改革开放具有“保驾护航”和“服务作用”，对培养“四有”新人具有重要的“保证”作用，这是对毛泽东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是“生命线”论述的坚持与发展；他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科学论断，把“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我们各项工作得失的标准，从而科学地确立了评价德育工作效果的标准；他发扬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创造性地提出了开放、务实的德育工作体系，开拓了德育工作的新思路。由此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邓小平的德育思想源于对毛泽东思想历史地继承、辩证地发展和科学地创新，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邓小平的德育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他对新时期德育工作的指导思想、战略任务、战略重点、战略方针、评价标准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科学的规定，为提高中华民族思想道德素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表现了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党的十四大对这一理论作出了科学的概括和评价，明确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根本指导思想。这就使得德育工作这一作为培养人的一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指导思想有了新规定。 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是德育工作的根本问题。针对“文化大革命”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给人们思想上所带来的危害，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提出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四有’就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我们的目标是‘四有’”。这就为新时期德育工作究竟培养什么样的人指明了方向。同时，他还进一步提出：“青少年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教育和培养好他们，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奠基工程，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期望与心愿。现在和今后一二十年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21世纪中国的面貌，关系到能否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从而指明了新时期德育工作的战略重点是努力培养具有“四有”素质的献身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