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实力在全国大中城市中位居前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000多美元，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这就是深圳改革开放20年来最有份量的缩写。在即将跨入21世纪的重要时刻，我们要问：未来的深圳还能高速发展和创造奇迹吗？答案是肯定的。我认为至少有三大趋向会给迈向新世纪的深圳以强有力的发展支撑，这就是从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的大视野所看到的深圳建设国家科技城的趋向、深港经济理性整合的趋向和深圳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趋向。 一、建设国家科技城的趋向 从中国20年改革开放的进程来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性日益凸现，为了应对日益激烈的国内外市场竞争，就必须大面积提升我国产业的档次，以高科技投入和开发以及创新和风险经营作为未来我国产业调整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突破点和增长点。 然而，中国是个大国，经济发展总是呈现不平衡状态。市场规律告诉我们，高科技不可能在全国遍地开花，它需要一定的产业政策、经济实力和社会文化环境的支持。一般来说，高科技的产业化和规模化总是在那些经济较发达的地区率先发展起来，并且会形成若干个能代表国家科技实力和形象的科技城，如美国的硅谷、西雅图、波士顿等。 每个城市都可能有一些科技力量，但并不是每个城市都有能力建成科技城，尤其是国家科技城，要具有在全国科技和经济发展中成为带头羊的能力。中国拥有一批科技基础和实力都比较雄厚的城市，如上海、北京、武汉、西安等，这些城市都可能进入国家科技城的行列。相比之下，深圳在城市历史、高校数量、科研力量和科研成果等一系列方面均有很大差距，但是，深圳也有自己的明显优势，使深圳完全有可能更快地建成一座国家级的现代化科技城。深圳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深圳在20年的改革开放中已经大体建立起了适合高科技产业集群式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并且较早地和较系统地推出了鼓励科技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法规，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体制、法律和政策基础； 第二，深圳经过20年的高速发展，其经济实力已进入全国大中城市的前列，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三，深圳的发展历程表明，这是一个特别崇尚实践的城市，深圳的科技研发力量主要集中在企业中，深圳的科技成果转化率高达95%，为全国之最，这又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市场化实践的氛围； 第四，深圳成功地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取得举办一年一度的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的资格，这将大大提升深圳在科技领域的知名度、吸引力和影响力，促使深圳成为国内外的一个重要的科技成果交流、交易和转化基地； 第五，深圳毗邻香港，便于吸收国际社会的科技成果、人才、信息和资本等等。 有人提出质疑：深圳没有一所重要的、著名的大学，能建设国家科技城吗？这个问题无疑是尖锐的，然而，从深圳发展的实践看，也许这就是一个现代教条。深圳当然希望有一所或若干所重要的大学，但这样的学校绝不是短期内能形成的，深圳不可能坐等。一方面，深圳会积极创造条件，立足长远来发展自己的名牌大学；另一方面，深圳又以特区人只争朝夕的敢闯精神，在高科技的发展中创出一条富有特色和实效的道路。深圳没有名牌大学，反而形成了“一张白纸好作画”的效应，全国各地的许多著名大学，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等，纷纷来深圳开设研究院或培训机构，成为全国大城市中罕见的一种高科技力量集聚现象。这种高科技人才和研发力量开放式地大规模集聚现象具有鲜明的深圳特色，它的意义和作用决不亚于开办几所大学，很可能成为深圳建设国家科技城的极重要的科技实力依托。可以相信，若干年后，深圳或许能够在这种集聚的基础上脱胎出一所全新模式的、能量巨大的科技大学来，从而为深圳建设国家科技城宏伟目标奠定更雄厚的基础。 建设国家科技城，既需要一个城市的综合实力和外部条件，也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我认为，中央政府有必要从科教兴国的战略布局出发，选择一批开放程度高、科技潜力巨大和市场条件良好的重要城市作为建设国家科技城的试点。深圳无疑具有足够的实力和条件进入这个试点城市的行列。 二、深港经济理性整合的趋向 回顾深圳启动和发展的历史，形象地说，一靠了北来的政策，二靠了南来的资金，前者指中央的特区政策，后者指香港的投资。90年代中期后，深圳进入了经济结构面临重大调整的第二次创业时期，此时，深圳的发展形势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随着全国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和开放程度的日益提高，深圳的政策优势明显淡化。江泽民总书记视察深圳时，对深圳提出了“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的殷切期望，极大地鼓舞了深圳再创辉煌的信心，深圳在认真思考：我们的新优势是什么？ 毫无疑问，深圳改革开放20年来积累的实力、品牌和经验已成为深圳二次创业的最重要的优势。深圳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作为二次创业的突破口，这个优势是最重要的依据之一。同时，大多数的深圳人都认同的一点是，毗邻香港仍然是深圳独有的优势，如何发挥出这个优势的新内涵来，这也是深圳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90年代中期正是香港面临回归祖国的重要时期。深圳认定这是一个重要的机遇，它已经不能满足香港以往那种说要通过民间的、分散的和中小规模的投资方式与深圳的合作，而是满腔热情地期盼香港回归后能与香港在口岸、交通、通讯、能源、工业、金融、贸易、环保、市政建设等一系列领域进行全面的衔接和合作。深圳的各个部门和行业纷纷制定相关的衔接或合作方案，此时，在深圳人的心目中展示的是一幅美好的未来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