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最鲜明的时代特征是改革开放，经济技术开发区则是邓小平理论的直接产物。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对开放工作作出了更全面、更深刻的论述，在许多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必将为经济技术开发区开辟新的发展机遇。作为开发区的建设者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更好地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当务之急要进一步明确开发区发展的定位和方向，这是事关开发区今后发展的一个大问题。 一 1984年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珠海、厦门特区等地之后，明确指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根据邓小平同志的倡议，党中央、国务院于当年5 月正式决定对外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并设立了相应的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与此后不久设立的沿海开放地带一起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中国沿海地区梯次推进的开放格局。所有这些都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伟大探索。经济技术开发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推进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到1998年底，国家首批14个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累计投资5OO多亿元，已开发的总面积约为2OO平方公里，仅占我国国土总面积的0.OO2%， 而累计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达218亿美元，占全国外商实际投资总额的10%左右，世界前5OO名跨国公司约有160家在开发区投资，一些城市外商直接投资的30—40 %都集中在开发区；1998年首批14个开发区共创工业产值约2OO0亿元，完成税收234亿元，出口创汇98亿美元，平均每平方公里的工业产值达10 亿元、创造税收1.1亿元、创汇5OO0万美元，每投入1亿元人民币引进外资4OO0万美元、创造4亿元的工业产值， 单位面积的收益率和投入产出比均达到或高于国际上通行的出口加工区水平。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已成为我国外商投资最集中、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区域之一。与此同时，各开发区努力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初步形成了既适应国际市场要求，又符合国情的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成为体制新、机制活、效率高的区域，成为实践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理论的“试验田”。实践充分证明，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举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决策和邓小平同志关于“开发区大有希望”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开发区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困难和问题。突出的表现是，在首批国家级开发区成功实践的示范作用下，由于各地对开发区宏观调控、统筹规划的力度不够，1992年以后一度出现了“开发区热”，数量大大超过了实际需要和经济自身的承受能力，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开发区在国内外的声誉和形象。再加上1995年开发区进入“第二次创业”以后，国家为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继对开发区关税、财税政策进行了某些必要调整，开发区发展的政策环境受到一定影响。由于以上两方面的主要原因，在开发区今后如何发展的问题上出现了一些模糊认识。有的认为开发区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国务院原划定的区域基本开发完毕，经济实力达到一定规模，开发区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有的认为国家对开发区的优惠政策调整后，开发区无优势可言，开发区已等同于或者说可以滑向一般的行政区；有的还认为开发区是靠特殊政策发展起来的，开发区的设立导致了地区差距的拉大，按照市场经济平等竞争的原则应予以取消。思想认识不统一，必将带来实践上的偏差，直接制约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进一步发展。面对这样的形势，开发区今后究竟应该向何处发展？路该怎么走？ 一种选择，就是继续局限于原有单纯工业区的发展模式。开发区创办前期，大都坚持以工业为主、吸收外资为主、拓展出口为主，致力于发展高新技术的办区方针，在实践中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随着开发区不断发展壮大，其局限性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一是发展空间受到局限。随着开发区招商引资步伐不断加快，经济规模日益壮大，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是其内在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也是增强其辐射带动功能的客观需要。二是服务功能受到局限。随着一大批工业项目的落户，大量的外来从业人员入区，要求开发区承担相应的社会服务功能，建立与之配套的社会服务体系，发展文化、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努力创造适合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据统计，目前全国首批开发区中已开发的工业区域内每平方公里容纳的劳动力一般为2万人左右， 按照国际上中等发达国家的标准，每平方公里与之相配套的城市公共投入就应当达到3—6亿元，这是一般单纯的工业区难以做到的，特别是对于那些离老市区较远、规模较大、城区配套功能独立性较强的开发区来说，需要在继续抓好工业的同时，十分注重为生产生活服务的第三产业的发展，不断完善区域的功能，向现代化、多功能的新城区目标迈进，才能较好地解决这一矛盾。 另一种选择，就是滑向一般行政区。目前就我国而言，一般行政区大都以辖区内行政社会事业管理为主，由于多年来的历史原因，在经济和社会事业管理中沿用计划体制的手段和办法比较多，因而在机构设置上垂直对口、人员臃肿、包袱过重，行政管理成本较高，体制和机制活力显得相对不足；在经济管理上微观管理、直接管理较多，影响了经济发展的活力。而开发区从设立之初就立足于发挥改革开放的先行先试效能，努力营造按国际惯例运作的投资“小气候”，具有观念新、体制新、机构简、人员精、包袱轻、效率高的比较优势，赢得了国内外投资客商的“青睐”。就机构设置而言，一般行政区党政部门大约都在60个左右，而开发区大都在20个左右，工作人员减少三分之二，政府管理成本降低一半以上。正是开发区在体制和机制上的独特优势，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据初步测算，1988年首批14个国家级开发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分别为19亿元和4.8亿元，1998年则分别达到790亿元、92亿元，10年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29%和34%，分别是同期全国平均增长速度9.4%和15%的3.1倍和2.3倍， 充分显示了开发区经济发展的强大活力。如果开发区滑向一般的行政区，回归到一般行政区的管理模式上，那只能淡化和削弱开发区的优势和特色，影响对外开放的深入开展，窒息区内企业发展活力，违背国家创立开发区的初衷，也容易丧失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所取得的成果。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开发区的设立和发展，不仅引进了国外的资金和技术，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在适应国际通行惯例的原则指导下，在经济和社会管理上借鉴了许多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改革了行政、社会和经济管理方面诸多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弊端，形成了一些新的管理机制和模式，其某些先进的经验对我国的改革起到了积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因此，只要我们坚持改革开放，就必须以发展的观点对待开发区，只能使开发区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沿着改革的道路继续向前推进，而不能后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