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葡友好合作是澳门顺利回归的重要保证 澳门与葡萄牙有着密切的经济和政治、文化关系，但在澳门的进出口中葡萄牙所占比重很小。如1990年澳门对葡萄牙出口仅为75OO万澳门元，在其出口总额中不到1%， 而从葡萄牙进口也仅有9249万澳门元。 究其原因，在于两地相隔遥远、交通不便，以及葡萄牙过去经济不发达。故葡萄牙在澳门以及中国的投资本身很少。 葡萄牙在澳的银行业、建筑业和通讯等行业，在过去较长时期内业务始终有一定增长。但随着回归临近，一些葡资公司开始撤离澳门。银行业中，随着中资银行的市场份额和规模逐渐增高，葡资银行有的撤离澳门，有的将部分资金返汇葡国，如1988年“BCM ”将其总部迁回葡萄牙亚波尔图，而百利银行和万裕银行于1992年离开澳门。在澳的葡资建筑公司亦开始转向澳门邻近地区，在中国内地、马来西亚、泰国等开辟业务。（注：参见《世界经济》，1999年第3期。） 葡萄牙虽与澳门、中国的贸易往来总量不大，但澳门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发展与中葡两国所采取的政策和态度有极大关系。中葡两国在澳门问题上的合作与中英在香港问题上有较大不同。英国有悠久的干预历史，在国际上一直尾随美国推行其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故中英在香港问题上曾出现大的分歧。而中葡双方在澳门回归上总的来说比较顺利，澳门在过渡期亦未出现政治动荡。但由于葡萄牙在澳门并无多少投资，又不甘心从澳门的撤出，故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以致出现社会治安日趋恶化等情况。需要加以注意的是，随着回归临近特别是在回归之年，这种短期心态更有可能导致一些不合作的因素，影响澳门的顺利回归和回归后特区政府的运作。如近年来葡澳政府采取的财政政策与其量入为出的原则相背，公共支出的增长已大大超过经济增长，且主要并非为拉动需求等原因，仅仅为保留其文化影响和历史痕迹；在1998年底立法会以低票通过的葡澳政府1999年预算案，亦将历年滚存拨入预算收入作澳府备用拨款，此举将使未来特区政府财政有捉襟见肘之虞。 澳门的平稳过渡需要中葡双方的通力合作，并以澳门居民的利益为重。葡萄牙不光要考虑澳门的影响能否保持下去，而且出于其在远东地区的长远战略利益考虑，更要加强同中国的合作，摈弃短期心态，通过澳门的平稳过渡和政权的顺利交接，使中葡两国合作关系翻开新的一页。对中国而言，除采取积极的态度合作外，也应采取必要措施参与并对涉及到跨越回归期的一些作法进行必要的监督，切实维护澳门的长远利益。（注：参见《宏观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P61。） 二、欧美发达国家可能采取的措施 澳门作为一个国际性城市，与世界各国有着较为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而欧美所采取的有关措施对于澳门经济稳定及发展有重大影响。 欧美对澳门出口贸易的影响举足轻重。70年代欧盟和美国给予澳门贸易优惠制，澳门出口加工工业得以迅速发展，美国也一跃成为澳门的最大产品出口市场。欧盟国家对澳门有三项优惠政策：纺织品配额、普惠制和国际投资伙伴计划。这些优惠待遇促进了澳门工业的发展，也使澳门出口市场趋于集中。而且这种商品及出口市场的集中倾向又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在90年代美国与欧盟占澳门总出口的70%左右，到1997年更接近于80%，可见出口市场过分依赖于单一市场的现象更为严重。同时，由于有更多便利渠道进入中国及其它亚太地区，欧美在澳门的直接投资相当有限，加之澳门的进口市场又主要集中于中国内地、香港、台湾等地，故澳门与欧美的贸易往来可以说是单向的。所以，一方面当邻近地区积极开发欧美市场，而配额制度又即将取消时，澳门厂商将面临极大冲击，原有比较优势的逐渐消失是否会导致就此从欧美市场溃退尚未可知；另一方面，欧美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对澳门出口经济的操控力愈益强大。 90年代由于澳门纺织品工业工厂大量迁往内地，导致美国曾一度大幅削减对澳门的针织品配额。而澳门的第二大出口市场欧盟，一体化的步伐越来越快，越来越强调区域一体内的合作，而且鼓励区内的贸易采购，很多采购将改在区域内进行，这些必将影响澳门的出口贸易。由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动，欧美对澳门采取一些其他的政治或经济措施的可能性在增大。如最近美国参众两院部分议员提出关于制订澳门人权政策决议案，提出澳门回归后美国支持民主化与人权政策继续适用于澳门。（注：参见《经济研究资料》，1999年第1期， 《澳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综合比较评估》。）该决议案认为人权是澳门经济继续繁荣的基础，澳门的人权状况对美国至关重要等。美国国会制订这些人权政策决议案，是为日后干预中国内政及港澳事务寻找借口。 在澳门回归以后，一旦欧美以各种借口对澳门采取限制和制裁措施，对澳门经济的影响极大。故澳门须在经济多元化等方面下功夫，如发展金融来超越其基本的内部作用，建立一个以境外金融业务为主的区域性离岸金融中心，作为除香港之外的另一道外资进入内地的重要桥梁，也须积极发展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注：引自Pedro Cartarino， 《联合声明及其在中葡外交关系中的重要性》，《葡萄牙文化国际学会会刊》，1997年第1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