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7年10月起，香港进入东亚金融风暴的风圈。首当其冲的就是港汇制度。1年3个月以来，历经三次对联系汇率的冲击，防线虽然固守，但是实体经济面承受的影响却一一显现。 1998年香港的本地总产值实质减少5.2%，这是自1975 年全球石油危机导致经济衰退以来的首次负成长。失业率已连续九个月高于5%， 今年首季（1—3月平均）再升至6.2%。物价也连续六个月下跌。 这都是二十余年以来所仅见的经济滑坡。1998年底制造业订单较前一年同期减少19%；1999年年初以来金融市场交投淡静，但外资对冲基金仍然虎视眈眈，整个情势外弛内张；旅游人数固有回升，但全年旅游业收益微减1%。主要经济支柱的表现，带来了居民心头的阴影。1999年1月终审法院的判决，令香港要准备在未来两三年里，迎接至少40万新移民，更令香港经济的复苏任重而道远。 回顾过去一年多的发展，这次衰退虽然尚未完全结束，但是成因似乎已很清楚。那就是东南亚及其后的东亚的金融问题，带来了汇率贬值的骨牌效应。为捍卫联系汇率，香港特区政府通过市场机制执行高利率、紧缩信用与收紧金融市场纪律的政策。适逢日资银行自1997年以来自亚洲地区撤资或收缩业务回国的浪潮未曾稍止，香港信用市场上可贷资金的供应更受影响。首受冲击的乃是本地营建与房地产部门。 诿过于特区长期房屋政策（每年计划推出8万5千单位），大地产商争相出货，香港的房屋价格自1998年3月一路跌到9月，大约下调了五到六成不等。经由产业连锁效应，相关行业（包括建筑与服务业）相继陷入衰退。港币固守原汇率，等于相对美元以外货币升值，商品与服务（包括旅游、运输等）出口因而减少，百业萧条殆不可免。 由1998年10月起，日币回升，东南亚与东亚国家汇率喘定，不受续贬压力。港汇局势稍定，本地利率回降，香港楼市继而回稳。1998年年底总结，韩国、泰国实质经济包括出口与外汇存底均已改善，台湾金融部门危机似未扩大。日本经济萧条似不致继续恶化。美国经济成长超逾预期，又未受巴西汇率问题太大牵连。许多人预期，外围情势改善后，香港再熬过1999年，当可自经济循环的谷底复苏。 如果一年来香港经济衰退就是肇因于前述的外围因素而已，以上的乐观预期或许切合现实。但是根据作者对香港经济持续多年的实证研究分析，近年来香港经济结构的根本变化，似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对以上一般人士的乐观态度，笔者是深以为忧的。 经过一年多以来的痛苦调整，香港邻近地区确已看到复苏的曙光（例如韩国外资回流，外汇储备由1998年1月的123亿美元回升到今年初的522亿美元，估计1998年经济成长仍可有2%）。但是香港除了自身的房屋市道回稳外，其他部门的有利讯息尚未显现。对一个外向经济体来说，相信最大的原因当在于汇率偏高不变，则要更大幅地提高本地的生产力，降低成本，才能弥补国际市场价格竞争力的不足。而香港尚未能完成这方面所需的调整幅度。更重要的是，在长期经济发展策略上，香港迷失在向来自豪的“比较优势”（例如行政效率、完整法制、国际金融中心等）中，而忘却了国际竞争力的内涵是随着经济结构调整而动态发展的。具有什么比较优势是一个层面，而扮演哪种角色以充分发挥优势却是另一个层面。恰恰在这个问题上，香港目前的经济发展策略似乎还未找对焦点。相应的目前因应经济衰退的许多作法也就有视野不够开阔，甚至饮鸩止渴，遗患未来的问题。 本文以下将依序论证过去四十年来香港经济的主要发展动力与竞争力所在，目前香港经济结构的根本改变与主要竞争优势的发展，继而试就香港跨世纪的经济发展策略提出一些初步看法。 一、香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创业家精神 一切事物的发展，离不开人的动力。二次大战后香港经济发展的成功，最大的因素应该是港人的创业家精神。八十年代以来，西方“新经济成长理论”于侧重探讨人力资本的贡献之余，也把焦点集中在创业家精神对经济成长的作用。经济学原理教科书中“基本生产因素有四：土地、资本、劳力、创业家精神”的提法，在学界已是再无疑义。 二战后第一代创业家自大陆带来有限的资本，在香港建立了纺织工业。第二代创业家继而在六十年代发展了香港的成衣、塑胶业，七十年代兴起电子工业。由于基本上都是近乎白手兴家，绝大多数企业在二、三十年中尚未充分壮大。1978年起香港历次的工业调查报告，显示了香港的制造企业九成以上规模不足50人。1986年笔者对本地制造业创业家背景与成长过程的一项研究显示了香港中小企业经营者创业家精神旺盛的特质。该研究并发现至少在香港来说，中小企业可说是创业家的代名词。就是这批数万中小企业和中国人强调教育（累积人力资本）的价值观，在香港政府提供的比较完善的经营环境中，将香港由一个转口港转变成为制造商品出口为主的经济体。在最初的二十年里，香港的比较优势是量多质优的人力、制造及出口劳动密集的商品，以低价格在国际市场与对手国竞争。七十年代起，价格优势渐减，但小企业灵活应变，掌握商机，迅速交货的优势仍让香港制造出口部门暂时继续带动本地的经济成长。 同样在七十年代，邻近地区如台湾，工业虽与香港处于类似发展阶段，且同以中小企业构成制造业部门重心，但政府采取了较香港为积极的工（产）业政策与扶助中小企业的政策，以期工业升级，逐渐放弃与东南亚国家争取需低价取胜的劳动密集商品的国际市场。 面临此一外在环境的挑战，1977年起，香港也开始讨论“工业多元化”的问题，探索政府是否该采取较为积极对待制造业与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但内地1978年起的改革开放，尤其是1980年起设立针对港澳与海外引资的经济特区，为香港中小企业延续生产劳动密集产品寿命，提供了现成的机会。创业家特质之一本是坚持于本身事业的生存，不愿半途而废，重回受雇生涯。此一毅力，往往可令绝境逢生。经济特区与珠江三角洲城镇的陆续开放，提供了香港制造业平面发展的机会，但同时也让香港官民不再积极探索工业升级之道。八十年代初，香港制造业的创业家把握了经济特区开放的时机，先以小本经营三来一补，继以设厂进行中游工序，“前店后厂”式经营的渐进方式，在不必大量增加资本投入，冒险技术升级的情况下，延续了他们的创业家生涯，香港经济发展也得以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