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经济发展素以第三产业著称。统计资料显示，1997年，香港服务业的总产值在GDP中的比重已达84.4%， 就业人数占全港就业人口总量的2／3强，早已进入西方经济学家所谓的“后工业社会”阶段。这种高级化的产业结构固然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但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脆弱性。尤其是自1997年开始的东南亚金融风暴以来，香港产业结构再次暴露了其脆弱性的一面。本文试在对香港产业结构略作介评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思路与对策。 （一） 产业结构理论告诉我们：判断一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准及社会进步程度，主要考察3个产业部门（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的产值及就业分别在GDP和就业总人口中的比重及其相互关系。 一般来说，产业结构的形成总是与特定的历史、地理、经济及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存在密切关系。香港产业结构的形成是上百年来各种特殊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自然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在： 1. 城市化的经济结构 今日的香港已发展成国际性大都市，但就面积而言，它地域狭小，自然资源贫乏，在109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660万人口。这其中， 农业人口数量已极为有限。因此，自从开埠以来，香港便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城市化经济结构—其一， 内部经济基本上由非农产业组成。 1997年，第一产业在GDP中的产值比重不足1%，而第三产业则高达84%。香港的对外贸易、基础设施，商业服务，金融服务，房地产开发、旅游、信息等无一不与城市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它们的综合运作构成了香港典型的城市经济结构。这一特点在本世纪70年代以后愈加突出和成熟；其二，人口主要由城市居民构成。农业人口已占有极低的份额。 2. “空洞化”的经济结构 按照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的说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若以农业为主则为前工业化社会，若以工业为主则为工业化社会，若以服务业为主则为后工业化社会。大凡已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国家或地区，其产业结构主要以服务业为主，有形商品的生产已开始转型，无形商品的生产占居主要地位。有些学者将其称之为“空洞化”的经济结构，其特点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制造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及就业比重大幅下降； 其二，制造业的生产力及国际竞争力相对降低和减弱。从近20年香港地区经济结构的变化趋势看，80年代后半期始，香港即已进入后工业化社会阶段，就业于服务业的人口已占到总就业人口的一半以上。特别是随着内地改革开放步伐加快所形成的巨大吸引力，香港的制造业纷纷北上内地，使香港本地的制造业比重逐渐降低，从而形成了向服务业集中的经济结构。 3. 轻型化的制造业结构 所谓“轻型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制造业构成中，轻工业的产值及就业比重均远超过重工业。 根据生产要素的投入或资源结构划分，一般可分为3 类：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根据消费资料制造业净产值和资本资料制造业净产值比值（即霍夫曼比值）来划分，则主要包括两类：轻型化结构和重型化结构。若霍夫曼比值小于1， 表明资本资料制造业的规模大于消费资料制造业的规模，此被视为重型化结构，若此比值接近2，则表明为轻型化结构，霍夫曼比值的下降， 意味着一国家或地区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结构的升级。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发展都是从轻型化向重型化发展，再向高附加价值阶段地渡。香港的制造业发展却没有因应这一规律，相反却显示了其轻型化的特点。一方面，从就业人数看，自50年代开始，香港就业于轻工业者约占50%，60年代以后，达到了53%，80年代以后，特别是90年代开始，就业于轻工业的人数已超过六成；另一方面，从港产品的出口分布看，轻工产品的出口更占主要份额。 （二） 应当承认，从一定意义上看，香港经济结构的上述特点或许有一定的优势，但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 1. 产业结构的变化具有较强的适应性 一般而言，产业结构的演变与升级具有其内在的动作规律，由第一产业占主体的农业社会向以第二产业为主体的工业社会过渡，进而向以第三产业为主体的后工业社会的过渡，是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必经阶段。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演变一般都遵循这一规律。然而香港则不同，自开埠以来就表现为一种畸型的产业结构—严重短缺的第一产业，基础薄弱的第二产业和快速发展的第三产业。第一产业在整体经济中是微不足道的，第二产业也没有形成大气候就被第三产业取代，而且香港当地出现的几次经济转型，几乎都是在特殊背景下进行的：50年代的朝鲜战争和对华禁运使香港由转口贸易迈向工业化；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香港由工业化迈向经济多元化阶段；80年代出现的世界经济衰退再次波及到香港，香港人抓住时机，在继续实行多元化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进行工业的转型，并使香港经济向国际化方向发展。这表明，香港产业结构的变化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它是随着主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 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香港产业结构变化所表现出来的较强的适应性，与港英当局长期奉行的“积极不干预政策”存在着密切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