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科技园区发展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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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文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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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代号:F14
分类名称:特区经济与港澳台经济
复印期号:1999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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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泽民总书记曾指出:“本世纪在科技产业化方面最重要的创举是兴办科技工业园区。”从科技发展史来看,科技园的诞生与高科技小企业的蓬勃发展是互为因果的。从技术创新理论的分析也可得出“在近乎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优势更大些”的结论。但随着技术复杂性的提高,小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固定资产投资成本、弥合知识和经验技能差距成本、以及弥补缺少外部条件的成本都会随之上升,从而形成了小企业技术创新的门槛。根据W ·布赖恩·阿瑟(Arthur W.Brian 1988)的研究,如果此类门槛过高的话,经济发展有时会因为小的历史事件而被锁定在某个低级技术水平上。他认为:如果技术的创新和扩散是多数采用者都随着它“走”而引发的,那么优化选择的机制和环境就能提供有效的通道。因为,只要经济行为者知道其他同行的偏好,如果能获得优等的备选,他们就会各自独立地“转向”。但若他们不能肯定其他人的偏好和倾向,就会出现“超惯性”;每个经济行为者本能地从持有的其他技术中受益,但没有人敢独自改变以防其他人不跟进。(注:[英]G ·多西等著《技术进步与经济理论》,经济出版社,中译本1992年版,第736—737页。)技术锁定的出现和突然释放都将引起经济发展轨迹失云平滑性,这与熊彼特的技术创新群的论述是一致的。

      为了帮助高技术小企业克服创新门槛的阻碍,并防止经济发展水平在某个低水平上锁定,西方各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纷纷建立高技术园区(Science Park)来帮助小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据统计,目前世界上已有高技术园区802个,其中中西方发达国家占80%以上, 如美国有358个,欧洲联盟有229个。我国也于1991年以来相继开辟了52个国家级高技术开发区。(注:参阅:顾朝林,赵令勋《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与园区》,中信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第200—201页。)这些高技术园区虽然有效地推动了我国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工作,但发展十分不平衡。按顾朝林等人用13个相关的指标体系对这些园区进行的分析表明,得分最高的北京中关村高技术园区为24分和最低的珠海高技术园为-3.15分,差距十分悬殊。(注:参阅:顾朝林, 赵令勋《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与园区》,中信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第200—201页。)而且指标排序的位次变化也十分频繁,仅从92年到94年二年间的数据分析,位次上升超过十位的有7家,下降超过十位的有9家,上升最快的吉林达27位,下降最快的常州达26位。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些按国家统一优惠政策而设立的园区在发展状态上的巨大差异?许多文献将原因归结于,园区所处城市的技术资源,园区自身的区位条件,对外开放的水平,政府政策的扶持力度以及园区内孵化器(Incubator )功能的完善程度等等因素。(注:参阅:顾朝林,赵令勋《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与园区》,中信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第204—222页。)(注:参阅:魏心镇,王辑慈《新的产业空间——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与布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202页,第14页。)但这些解释很难说明诸如像珠海那样优美环境、开放水平以及闻名遐迩的政府对科技发明授以重奖的城市,会造就最低的科技园发展水平?

      从科技园区的本质上来看,它应该是高技术小企业集群的地域载体。(注:参阅:魏心镇,王辑慈《新的产业空间——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与布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202页,第14页。)但众多的研究资料仅仅从区域经济学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几乎完全忽视了园区内企业的自身性质和相互作用的机理,以致分析的结果常与实际情况相距甚远。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运用小企业集群的研究成果,以入园企业“集群化程度”作为分析的切入点,从产业组织的角度对我国科技园区建设进行综合分析。

      (一)专业化分工与协作水平。

      小企业集群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状况,类似于一个生物生态系统。是一个由有机体(企业)之间、有机体(企业)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社会。园区内企业的集群化水平高意味着高技术企业的自然繁育的机制已经形成。这种情形可由图1所示。 该图显示的是美国硅谷半导体公司的家谱图。图中的第一家公司是贝尔实验室,第二家是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第三家是费尔柴尔德半导体公司,第四家是国民半导体公司,第五家是因特尔公司,第六家是高级微型仪表公司。我们还可以从图中看出,硅谷大约70家半导体公司的半数,是费尔柴尔德公司的直接或间接后裔。以致于在1969年在森尼维尔举行的一次半导体工程师大会上,400位与会者中, 未曾在费尔柴尔德公司工作过的还不到24位。(注:参阅:[美]埃费雷特·M·罗杰斯,朱迪恩·K·拉森《硅谷热》,中译本,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页。)相比之下我国的大多数高新技术园区的企业之间分工与协作的机会极少,其根本原因在于园区的企业绝大多数是外部殖入的,而不是内部自行繁育而成的。只有具有内部繁育能力的高技术小企业集群才能有效地形成企业间专业化分工与协作,使每个小企业都处于生长和创新的“最佳生态位”。

      在具有这种自繁育机制的科技园内,新企业的形成过程往往被称为衍生过程(spin—off), 即由先前在另一个高技术企业内工作的技术专家或管理者出来创办新公司的过程。对衍生过程研究揭示出企业繁育的一些特点:(注:参阅:魏心镇,王辑慈《新的产业空间——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与布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2页。)小企业往往比大企业产生的“下一代”的子公司多(这说明高技术小企业繁育机制更强);子公司所开辟的市场往往就是母公司所忽视的市场;成功的子公司一般都有四五个工程师合伙工作,他们对很多新产品、新技术的构思往往是在他们为母公司工作时就已经形成的,由于母公司决定不采纳这些构思而促使子公司的产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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