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经济增长率自1993年下半年以来，在祖国大陆和香港仍以较高速度增长的环境下开始持续下降，个中原因令人深思，这绝非一般人认为的是由于所谓房地产投机资金的撤退那么简单。纵观澳门的整个经济发展史，除了开埠后接下来的约1百年， 依靠葡萄牙的海上霸权和在一定程度上的特惠条件进行垄断的转口贸易外，澳门经济在17世纪中叶以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陷于衰落、贫困和相对落后的境地。几百年来澳门本身始终未产生出发展正常产业的激励机制，本世纪60、70年代出口加工业的短暂辉煌在很大程度上是香港生产要素输入的结果。到今天，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澳门都大大落后于较其开埠晚近3 百年的由另一小岛发展起来的香港。一些论者论及的诸如地小人少、没有足够的资源和内部市场、缺乏深水港，或者人力资源素质低、政府行政效率低等等因素，与其说是落后的原因，还不如说是落后本身或它的结果。要解释澳门经济停滞落后的原因，只能深入一层，从根本上剖析澳门的制度与制度变迁入手。美国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道格拉斯·诺思关于制度、国家和意识形态与经济绩效的理论为分析澳门经济的成长提供了一个适用的模型。让我们首先简要地介绍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和制度变迁的基本思想，然后从澳门的宗主国葡萄牙的制度开始一步一步地寻找澳门衰落的真正原因。 一、新制度学派的增长模型 在各种有关经济增长的模型中，制度因素是被排除在外的，即将制度视为已知的、既定的，或把它作为“外生变量”，经济增长被认为主要是通过各种物质生产要素的生产率的提高。60年代以后逐渐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则视制度为经济的变量之一。道格拉斯·诺思等将制度定义为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它由正规的成文规则和那些作为正规规则的基础和补充的典型非成文行为准则所组成。制度的目的在于约束个人或团体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时的行为；制度的变迁是由行为主体追求效用的最大化推动的，其关键在于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之比，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形下，行为主体才会去推动直至最终实现制度的变迁。这样，就将制度与制度变迁纳入了新古典的约束框架，建立起制度制约与个人选择的联系。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诺思等通过考察历史得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制度正是通过安排和确立产权，产生出有效率的组织，对个人的经济活动造成一种激励效应，根据对交易费用大小的权衡使私人收益接近社会收益，通过改变交换与生产的成本来影响经济绩效。而无效的制度刚好相反，导致大量的“搭便车”行为的出现，从而扼杀了经济成长的因素。历史上世界各地经济绩效的差异根本是由于制度和产权的不同。 不仅如此，诺思还将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与意识形态理论引入经济增长模型之中。国家不是“中立”的，它确定、实施和分配产权、组织，获得税收，它最终要对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而意识形态，即证明现有产权结构和交换条件的合理性、公正性的社会强有力的道德和伦理法则起着节约信息成本和减少制度实施费用的作用，意识形态的影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搭便车”问题。正是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的结合构成了新经济史学派完整的经济增长理论，这一理论特别适合于从历史的宏观角度分析一个经济体的增长、衰落与停滞（注：关于新制度学派的增长理论，可参见〔美〕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 二、澳门制度的来源 16、17世纪的殖民帝国西班牙和葡萄牙都是封建官僚集权政治。17世纪发生了一场横扫欧洲的经济收缩危机。（注：危机期间的 1581 ～1640年，葡萄牙被并入西班牙。）那场危机使得包括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内的拉丁国家与英格兰之间由于取得用于维持王室费用和军费的实施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产权变更和日后不同的发展方向。西班牙和葡萄牙国王依靠出卖经济的特许权和转让垄断权作为取得国内收入的主要来源——即以产权换收入。西班牙的“牧羊人”行会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自13世纪起，西班牙的卡斯第牧羊人梅斯塔荣誉理事会上交的税收就已成为王室筹措战争经费的主要收入来源。作为一种交换，牧羊人行会从国王那里获得了一系列特权，被准许可以在整个西班牙国土上来回放牧羊群。至16世纪，梅斯塔理事会更享有司法权和超越其他机构的经济特权。在几个世纪里，牧羊人行会的特权阻碍了有效的土地所有权的建立。用产权换取税收是一种有效的短期解决办法，但这种短期解决办法会产生有破坏性的长期后果。因为，那些被转让的产权使地区性、行业性的垄断变成合法，抑制了创新，降低了效率。并且由于需要一种完备的代理机构对这种用产权换收入的体制实行监控，因此产生了庞大的官僚机构，这个官僚机构不仅会吸走一部分收入，而且也成了政治机构中的一种顽强势力。随着西班牙王权财政困难的加剧，侵占、单方面改变或终止合同的做法盛行，垄断、重赋和没收的结果便是商业、工业和农业的衰落，使人们失去了从事生产性职业的动机和刺激，不受王室影响的仅有教会、政府部门和贵族。由于全部财产所有权得不到保障，因而曾经称霸欧洲的西班牙在17世纪后很快衰落，葡萄牙的衰落甚至更早，17世纪三、四十年代，葡萄牙海外殖民地已经急剧没落。英格兰和荷兰能摆脱17世纪的那场马尔萨斯危机可以直接归因于逐渐形成的私有产权制度而导致的商业和贸易的繁荣。（注：关于西、葡两国的哀落和英、荷的兴起可详见〔美〕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著《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8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