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经济增长结构改变 10多年来，香港经济在中国因素的刺激下，保持较高增长率，基本完成了从发展中经济向发达经济的转移。香港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84年的47517港元（约合6091美元），上升到1997年的204092 港元（约合26166美元），超过了澳大利亚、英国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伴随这一转移过程的，是香港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香港经济结构的变化，反映出香港经济增长的动力所在。 1985年的香港经济，工业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当年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21.9%，建造业5.0%，整个工业有接近30 %的比重。1985年后的几年，制造业下降的比例不大，1988年仍保持20.1%的水平。但正是在这段时期，伴随中国对外开放加速，尤其是1987年后，香港对珠江三角洲进行大规模的制造业投资，将香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大量转移至邻近地区，使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急剧下降。1990年，制造业比重降至17.6%，往后每年下降两个百分点，1994年制造业的比重仅为9.3%，1996年下降到7.2%。实际上，在通货膨胀率高企的条件下，从1990年起香港的制造业出现绝对数量下降，1996年香港的制造业绝对增加值仅为800亿港元，只相当于1987年的水平， 更加证明了本港制造业的萎缩。在短短10年时间内，制造业的比重下降了3 ／4，香港经济的结构转型，不可谓不快。 香港国内生产总值中制造业比重的下降，并不意味着香港控制着的制造业资源下降。相反，随着产业向珠江三角洲等地扩散，香港人控制的制造业资源扩大了。因为制造业的规模扩大，成本不断上升的香港与成本低廉的珠江三角洲结合起来，香港发展成为服务业为主的地区，服务业成为香港经济的主流。与制造业紧密相关的运输和仓储业获得了大发展。在GDP增长中，起最重要作用的是金融、保险、 地产及商用服务业的发展。1985年，该行业的比重只有16.3%，1990年为20.2 %， 到1994年上升到26.8%，10年之中上升了10个百分点，成为香港经济最主要的推动力量。然而，金融和地产等服务业的发展，具有强烈的泡沫经济成份，与总体（包括周边地区）经济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到1995年香港经济进入调整时，它们在GDP中的比重也一反原来的上升趋势， 大幅度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带有政府公共支出性质的“社会、社区及个人服务业”经过了长时间的下降后，对经济的贡献从1995年明显增加，迅速恢复到10年前的水平。考虑到香港人口老化、福利水平需要提高等因素，今后香港公共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会只增不减。 随着80年代中后期中国内地对外开放加速，香港制造业大规模往珠江三角洲地区投资，香港为配合这种投资的进出口、运输等服务业务大量发展起来。其中最主要的是转口贸易的迅速增长。转口的增长不但完全弥补了本地出口的下降，其创造的附加价值和给香港带来的利益远远超过原来单纯的本地出口，实质上是在内地创造的剩余价值在香港实现了。转口出口在1990—92年以30%的年均速度增长。1993年以后，增长速度不断放慢，1993—95年的增长率只保持在15%—19%的水平。转口贸易最重要的转折，发生在1996年，当年的增长率比1995年暴跌12个百分点，只有5.4%。香港的转口出口80%以上都与中国内地有关。 一方面，大量的货物来自内地；另一方面许多转口以内地为终点消费地。 香港经济结构的弱点 1993年以后，香港经济的主要增长点是金融业和地产业。 1985 —95年的10年中，地产发展计划的增加值、毛利和盈余总额都呈非常高的速度增加，地产发展计划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85年的5.4 %上升到1994年的9.6%，增长速度快到了不正常的地步。 而其中所得的利润大部分归于负责地产发展计划的大型地产公司手中，正如人们评论的，香港600万人都在为10个大房地产商打工。 地产发展获得暴利，与地产垄断是分不开的。在香港存在两层垄断，一是政府垄断土地供应，由于1984年以后政府限制每年的土地供应，香港居民增加的速度又远远超出预期，香港人多地少的矛盾越发凸出；二是大地产商凭借雄厚的实力，从政府手中取得土地，再以寡头垄断的形式发售，并通过各种市场手段引导价格上升，借此为自己获得暴利。地产的垄断与暴利，造成香港楼宇价格急速上升到全世界最贵的地步。楼宇价格上升的速度，远远超过居民工资的上涨幅度，越来越脱离购买力的范围。到价格最高的1994年，一位持香港平均工资收入的居民，如果想要在港岛购买一套50平方米的住房，居然需要整整29.1年工资才能支付。 单从经济规律看，经过多年的暴利之后，香港的房地产肯定无法再维持过去的步伐。一是房地产的过度发展早超出经济的承受范围，成为一个越来越大的泡沫。这个泡沫，即使政府不调整，市场也会主动调整，而且市场的调整幅度要高于政府事前的主动干预。大型房地产的垄断势力越是干预，调整的过程就会越长，对香港整体竞争力的打击就越大。从市场需求制约方面看，1994年时香港房地产应该已达到顶峰，因为当时的服务业需求和经济成长逐渐放缓，之后房地产价格可以在垄断势力维护下居高不下，但缺乏实质经济的基础。垄断的供给方可以借助一两个题材来热炒房地产，例如经过1995—96年的低潮之后，在香港回归中国前后的1997年前10个月，房地产价格居然可以暴涨34%。但这种上涨是没有任何实质经济支持的，外围因素稍有风吹草动，房地产价格就会狂泻，正如这次受到金融风暴影响在半年内狂跌到1995年的水平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