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1世纪的日益临近，青年们会发现“世纪末情绪”正越来越深地影响着自己的心理与生活方式，影响着周围的社会。他们有时神往着新世纪的曙光而冲动、兴奋和激越，有时又因面临着即将到来的世纪的巨大“不确定性”而困惑、迷惘和烦躁。报刊、电视充斥着“百年回顾”、“世纪断想”；他们在憧憬着人类进入下一个一千年的美好前景时，也在传播着各种预言世纪末日的书籍、学说。这种由于时间变化而在青年心目中产生的震动，历史上从未像今天这样强烈。理性分析青年“世纪末情绪”，对于研究青年的社会心理、认识青年的观念变迁，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世纪末情绪”是青年心理上设置的分水岭 虽然世纪只是人们借以记录人类历史的时间概念，就其本身而言，“世纪末”与“世纪中”没有什么两样，但它却使人们在主观上形成一个阀限。“世纪末情绪”正是由于时间的这种百年或千年轮回而在人们认知、情感、意识上的震颤。在这里过去与未来间断、现实与理想交织、传统与现代碰撞，就如同经过千百年跋涉终于到一个驿站——时间和历史的驿站。 1、青年“世纪末情绪”更多地指向未来。 “世纪末”的说法最早起源于宗教。基督教中有个“千年至福说”，认为到公元1000年时，基督再生，每个人都要接受神的审判，城市要毁灭，有人将受到神的惩罚，而有人则获得新生。 于是， 在将近公元1000年时，各种巨大的建筑物都突然停建，许多人在恐怖、绝望和激动中，将财产送给教堂和修道院以图自救……当然，到公元1000年时，什么也没有发生。时至今日，又一个1000年快过去了，城市更加膨胀、各种建筑和摩天大楼越建越多。但是，对青年来说，初谙世事便需向过去的世纪告别，而等待他们去适应和生活的是另一个全新的、漫长得看不到尽头的未知世纪。“21世纪的主人”、“跨世纪人才”、“世纪骄子”，这些充满未来色彩的称谓，会使青年人觉得自己属于未来、代表崭新的世纪而激动和跃跃欲试。因此，青年们的“世纪末情绪”更多的是指向未来的。他们更倾向于以冷静的而非伤感的目光，去审视和否定即将结束的百年历史，并试图重新绘制过去一个世纪人类历史的运行轨迹，来预期下一个百年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于是，青年们会热衷于谈论和关注下一个世纪的世界政治地图、经济形态、文化态势。 2、世纪末的宿命论预言折射出青年对人类长远的关切。 对刚刚踏上人生旅途的青年来说，站在千年交替的分界点上，人生毕竟显得渺小而短暂。因此，各种预言世界末日的书在青年人中争相传阅，各种描绘人类灾难的学说也在青年人中迅速流传：《巨大的灾难降临人类》、《大预言家》、《山崩地裂》……400 年前法国预言家诺查·丹玛斯使用诗句写成的预言《诸世纪》，应验率据传达99%，而他预言1999年7月，恐怖魔王将降临！ 时下最流行的一本“科学”预言书《天祸》则精确地推算出：“1999年7月，九大行星十字架大排列， 这时‘恐怖魔王’降临人间，它将横扫一切的恶魔”。这些宿命的恐惧之所以在世纪末盛行，本身就说明了世纪末在人们心理上形成一个将过去与未来分割开来的大分界线，因此，会产生出强烈的心理效应。就如同站在一个高高的门槛前，它使人们由关注自身眼前的琐事转而关注人类的命运，使青年们得以跳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常规现实，以怀疑的目光反省过去，以自由的心态构思未来。 二、对未来世界巨大的“不确定性”是青年“世纪末情绪”的根本原因 “世纪末情绪”在青年心理上的表现，不管是乐观的向往，抑或是悲观的恐慌，都与他们对下个世纪的经济、社会、道德、文化形态的预期密切相关。这种情绪部分源自他们对未来世纪的“不确定性”的关注。 首先，越接近世纪末，一种新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的端倪也就越明显。人类将第一次进入一种不是以物质生产为基础、而是以人类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加工和使用为基础的经济。这是一种与传统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截然不同的经济。社会经济增长不再依赖土地的拓垦和资金与矿物的消耗，而是主要依靠知识的积累、应用、发掘与创新。因而人们乐观地认为，人类将第一次将财富的加工工厂装进大脑，进入真正的“用脑袋着地”的世纪。知识经济将使我们工作与休闲、物质消费与文化消费的关系发生逆转，会使远距离联系变得快捷而方便，会使社会流动更加容易……但所有这些描述，都仅仅是我们看到的知识经济这座巨大海上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其水下的部分对我们仍是巨大的未知数。因为知识经济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形态，它同时意味着整个社会和文化方式的巨变，蕴含着社会信息环境、人类生存状况、大众文化、传媒技术、知识与社会权力再分配、网络与社会控制、技术伦理学等方面的重大变数。如何跟上这种以知识为载体的经济？如何在技术膨胀和信息爆炸中保持人性的张力？不管青年们有意还是无意，他们都将不时自问：在一个推崇变化、终生学习、知识快速淘汰和增殖的时代，知识会“异化”为青年人的主宰吗？会不会出现人依赖于知识的新“异化”现象？“电脑千年虫”、基因和克隆技术、网络“黑客”……他们到底将给新世纪带来什么？ 其次，从80年代开始，不仅中国，世界各国都在推行各种各样的改革计划。这些改革战略都是着眼于新世纪的。经济、政治、教育领域的改革，意味着世界范围内的一次社会大转型。整个社会将变得更加开放和多元，经济、管理、教育将更有效率……“我们正经历一场转变，这一转变将重组下一世纪的政治和经济。”（注：罗伯特·赖希《国家任务—迎接二十一世纪》，转引自《学习与革命》（珍妮特·沃斯、戈登·德莱顿著），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8年12月第2版，第15页。 ）但改革本身意味着对社会的解构和重构，这必将冲击既有的社会结构、阶层划分、权力分配，冲击着现存的文化结构。如何在社会重构中保持社会的序化？如何在多元价值冲突中避免民族文明的同一性危机？1993年夏，美国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教授提出了“文明的冲突”的观点，认为在未来的世纪，“文明的因素将成为人类社会一切冲突之源。”（注：转引自胡惠林《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发展战略》，载《新华文摘》1999年第1期，第152页。）对于刚刚步入社会的青年而言，巨大的文化变迁还将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文化震荡；同时面对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精英文化与流行文化，青年会在社会转型面前产生价值的无所适从和“文化无根感”吗？未来学家A ·托夫勒将这种现象称为“未来的震荡”，认为这是“社会变动急剧加速的产物，它是发源于依附在旧文化基础上的一种新文化附加物，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里所遇到的文化震荡”。（注：A·托夫勒《未来的震荡》，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这种“震荡”与“世纪交接”概念的结合，很容易形成人们心理预期上的断层感，使青年人很难推测自己的知识、能力和生活经验能否在下个世纪行得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