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来，中国青年在不同时期的价值观念，规定了青年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参与动力、内容和行为性质与方向。中国青年在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的过程中，特别是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价值观念的变化过程呈现出一种由不自觉到比较自觉，由高度统一到逐渐分散，以及由完全的制度化到部分非制度化的趋势。如果把新中国成立以来50年这个过程，看作一个连续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去分析，我国青年价值观的演变经历了以下六个阶段。 “文革”之前：个人与社会需求高度整合的时期 为了抵御国内外势力的干涉，五十年代初我国曾建立了能够迅速动员和运用社会各种资源的组织架构。当时中国社会的主导理念是政治决定一切。社会结构决定了当时青年的参与方式。建国后到“文化大革命”以前，在政治上具有明确的方向，是青年一代有所成就、获得社会认可的最主要的价值标志。频繁的政治斗争和政治运动无疑在提供一次又一次的机会，既锻炼他们，又成全他们。以时代的标准看，青年一代比之于40年代、30年代的青年，有发展、有进步的，就是政治上对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对毛泽东思想的忠诚、信仰和服从。在这个时期，中国青年在实现个人和社会价值的目标方面，有效性是很有限的，尽管他们中不少人受过系统的训练，尽管“向科学进军”、“知识就是力量”的号召激起青年的求知热情，尽管他们为当时的生产建设贡献过才智，但是，他们在政治追求方面——这是那一时代赋予他们的安身立命价值目标，而且，青年一代是全盘接受这一目标的。在青年中，很少有人意识到，参与政治活动、实现个人的或整个社会的政治理想，应该是一个专业化过程，需要专业化的组织、管理、运作，需要对政治过程、人们的政治心理、政治行为特点有理性的把握，需要操作层面上的创新。青年热衷于集体学习、集会游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表忠心写入党入团申请书。青年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卷入政治运动，政治热情层层升温。但是，在“红”的同时，青年始终没有培养起专业意识和专业技能，而是一味凭热情凭直觉，几次三番的政治风浪也没有激发起青年理性地追求政治理想的意识，没有探索出实现“红”的目标的可操作手段与途径，反而对“专”百般抵制和批判，以致在若干年以后又一味责怪这种“红”的需求是不合理的，是“左”的表现。历史已经证明，“文革”前对青年的“红”的需求是极“左”路线的产物，是不符合理性原则的。 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青年参与的利益需求与当时整个社会发展需求高度整合，青年参与是一种为社会整体利益而作出的奉献，因而形成一种体制内、有组织的动员式参与方式；青年参与明显具有一元化、群体性的特点，基本上不是独立或个体的行为；体现的是一种理想主义、民族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精神；注重的是政治忠诚与献身精神。 “文革”期间：政治上的狂热和幻想时期 从“文革”中过来的一批青年，是当代青年群体中经历最为坎坷的一批人。这部分人成长在年轻共和国的怀抱里，前辈们的英雄业绩对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从而使他们形成了对人生、对社会的理想主义追求和对英雄主义的崇仰。然而这一代青年没有经过自我探索和反思，只是将老一辈的理想和追求直接继承过来，并由于前辈英雄业绩的激励而对之坚定不移。这种单纯的继承，使青年一代在对社会和人生的理解上过分理想化，因而带有相当程度的盲目性、脆弱性，并由此导致政治上的狂热和幼稚。加上长期以来教条主义、“左”的思想的灌输和影响，更进一步地增加了这一代人理想主义追求中的主观梦幻因素，结果使他们在风华正茂之时，被一只无形的手拉进了政治旋涡，并且一发而不可收。那时，他们凭着青春的单纯和满腔的激情，冲锋陷阵、所向披靡，当然，与此同时，也迷失了“自己”。而梦醒时分，忽然发现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与理想原来是那么虚假。这种现实太残酷了。十年“文革”，几乎耗尽了他们的青春岁月。他们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不可避免地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成了时代的牺牲品。 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崇拜领袖与理想社会，突出群体的英雄主义与战士的风格。激情、热忱、革命、忠诚是当时中国青年社会参与的心理动力，但始终在思想领域运畴、策划和实践着他们的梦想；过分看重政治利益，过分地强调政治参与的作用，把政治参与作为青年价值表达的唯一形式；试图用政治参与来改造社会和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是当时中国青年社会参与的典型特征。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人生价值大反思时期 刚从“文化大革命”思想禁锢氛围中走出来的青年，面对一个新的社会环境，在思想解放的推动下，开始了一系列的反思。这包括对红卫兵运动的反思、知识价值的反思、爱情的反思、家庭婚姻的反思、心灵伤痕的反思，最后以人生价值的反思形成高潮。 在改革之前，关于社会、集体与个人的关系，舆论一直比较片面强调社会、集体利益，忽视个人的发展与利益。尤其是在极左思潮横行时期，甚至把一些个人正当的需求和利益当作个人主义横加批判，以至个人发展必要的社会条件遭到扼杀。80年代初期，从中央到地方对极左思潮在政治、思想等方面已作了较全面的拨乱反正，但对社会与个人的问题，还未来得及从理论上澄清，而这一问题又与青年的利益与发展息息相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青年率先提出了这一问题，“什么是人生目的？”“人的本质是不是自私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人生信条对不对？”等。通过讨论，大多数青年对社会、集体与个人的关系有了较正确的理性认识，在肯定个人发展、个人利益存在的同时，也充分认识到社会、集青年中“自我奋斗、自我完善、自我实现”价值观念的形成和发展。青年的这些价值取向在体利益是个人得以发展的前提。但仍有相当多的青年对“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持肯定态度。潘晓来信的讨论，反映当时青年对五、六十年代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片面否定个人利益，把社会、集体利益绝对化的极左思潮的逆反与反思。讨论的结果与社会发展和需求之间几经碰撞后，大多数青年把对自我价值和追求定位于：个人服务于社会是对社会发展应尽的义务，同时追求正当的个人利益、个人价值也是人的一项权利；也有的定位于：在个人价值的追求上以不损害国家、集体利益为前提，努力做到个人、社会、集体三者利益相统一。也有部分青年对自我价值的追求走向另一极端，过分强调自我，集体社会观念淡薄，脱离社会条件和自身条件去片面追求“自我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