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必有思想解放为之先行。当社会变革的各种因素迅速积聚，变革的形势逐渐形成，先进之士会敏锐地感觉到变革运动的即将来临，为之奔走，为之呼号，向着妨碍变革的旧思想、旧势力冲锋陷阵，摧毁廓清。这种思想战斗进行得越坚决、越彻底，社会变革就越益胜利开展，越益广泛深入。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为什么获得横扫欧洲中世纪堡垒的伟大战果？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大革命以来以前，法国发生了强大而持久的思想启蒙运动，一批先进思想家如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爱尔维修等抨击专制制度，反对旧教会，反对封建压迫和迷信专断，在群众中散布了理性精神和自由民主的思想种子，法国大革命因此才能够结出丰硕的成果。 八十年前的中国，正面临着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为中国社会变革作思想准备 中国的辛亥革命是一场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是由于革命的兴起很迅猛短促，思想准备不充分，与帝制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并未触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仍统治着中国，政治上的专制、腐败、黑暗依然如故，人民的贫困、落后、愚昧依然如故。故袁世凯得以称帝，张勋借此复辟，军阀连年混战，反动派提倡尊孔读经，组织孔教会，欲以腐朽的封建纲常伦理作为治国的根本。一时社会上黑云压城，乌烟瘴气。先进分子为之痛心疾首，他们关心和考虑的主要问题是：中国的出路何在？怎样才能挽救被侵略、受压迫的中国？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部分激进的民主革命派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没有成功，只挂起了一块“中华民国”的招牌，就因为没有一次思想上的革命。他们决心投身于思想领域的战斗，呼唤新的社会变革运动的到来。他们进行战斗的口号有两个，就是“民主”和“科学”，即“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陈独秀说：“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可见，陈独秀等进行这场思想革命的态度是十分坚决的。 1915年创刊的《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喉舌，它对提倡三纲五常、尊孔读经的旧势力进行了猛烈抨击。五四时期的战士们指出：传统的伦理道德、儒家的纲常名教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合，此类封建教条形成于古代封建的农业社会中，已成为束缚中国人的思想枷锁，必须粉碎。今天的人格应该是独立自主的。“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五四前期，陈独秀还是一位民主主义者，信奉法兰西的模式，强调自由平等。他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未能成功，是因为缺少意识形态的大变革，因而封建思想普遍存在于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陈独秀认为：儒家的伦理道德是“别尊卑、明贵贱”的“奴隶的道德”，只对少数君主、贵族、统治者有利，和民主、共和背道而驰。他热情歌颂“法兰西文明”，对民主和自由十分憧憬，坚决反对封建专制及其精神支柱的传统伦理道德。“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但是，儒家的伦理精神年深日久，积淀于人们的行为模式、思想方法、立身处事之中，凝集成积久难化的国民性格。陈独秀、鲁迅等十分重视改造旧的国民性格。陈独秀说：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其他像李大钊、吴虞、鲁迅等都激烈反对封建礼教、儒家伦理。李大钊说：孔子是“历代专制之护符”；吴虞指出“儒家以‘孝’、‘悌’二字为两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而不可动摇，其流毒诚不减于洪水猛兽矣”；鲁迅则在《狂人日记》中以形象的笔触，借着“狂人”的口，愤怒地揭穿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礼教的真面目。 这种描写振聋发聩，石破天惊，唤醒了千万青年从封建思想中解放出来。 五四的战士们反对儒家学说，锋芒甚锐，凌厉无前，但他们并不是对孔子学说一概否定。被称为“双手打倒孔家店”的激烈反孔者吴虞说过，“不佞常谓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然欲坚执其学以笼罩天下后世，阻碍文化之发展，以扬专制之余焰，则不得不攻之者，势也”。当年的思想家们面对着长期统治中国的儒家思想这一庞然大物，不进行迅速而强有力的攻击，则新思想不能占领阵地，民主与科学也不能生根。他们在抨击儒家思想时，有的话可能说过了头，在激烈的搏战中，一刀一枪并未都能击中要害，这是在总的正确方向下表现的某种片面性，这种缺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应苛求五四时代的先进思想家对丰富复杂的传统文化都能进行恰如其分的分析评价，因为这是需要长期细致的研究才能做到的。 和民主相伴随的是科学。中国封建社会中，科学得不到发展，人民受不到教育，普遍缺乏科学文化知识，这是阻碍中国进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辛亥革命以后，各种封建意识卷土重来，甚嚣尘上，社会上流行着祭天、请神、祀鬼、修仙、扶乩的风气。有人组织灵学会，出版《灵学》杂志，研究人鬼之理、仙佛之道以及立身修养种种要义，还胡说什么“灵学者，即谓之圣学可也”，“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运遂促”等等狂言。 五四时代的先进思想家对这种装神弄鬼的现象进行了口诛笔伐，揭露他们的骗局。陈大齐说，绝诗、律诗始于唐代，而乩坛上的先秦诸子居然能作七绝、七律；草书始于东晋，而乩坛上的孟子居然大写草书，这是乩坛上骗子们露出的马脚。易白沙举出历史上王充、范缜的无神论，驳斥灵魂之说。陈独秀撰写《有鬼论质疑》，提出许多有鬼论者无法回答的问题。鲁迅则一针见血地指出有鬼论与科学的对立：“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 什么是科学？当时的科学家任鸿隽回答：科学要研究事实，“以发明未知之理”。“唯其要研究事实，所以科学家要讲究观察和实验”。他批评中国的文化“只在文字上做工夫”，不如西方科学“在事实上做工夫”。五四时代的先进思想家提倡科学，赞美科学，认为科学能使社会进步。陈独秀说：“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证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