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子”型人格的第一代青年 笔者将五十年代在大学就读或参加了工作的青年，视为新中国“第一代青年”，并认为他们的人格特征是“长子”型。 长子是中国传统家庭承先启后的一个角色。长辈视他们为自己生命的延伸、家庭的希望，当作第一接班人，因而长子所接受的文化熏陶格外浓厚，铸成深明大义、维系家庭、承担责任、忍辱负重的文化性格，深沉、宽厚、刚毅，也不乏懦弱。新中国的第一代青年，迎着灿烂的阳光，肩负着建设新中国的历史责任，发出过“青春万岁”的心声。他们的学习，最具有古人的“熬得十年寒窗苦”的精神，这使他们至今仍然是中国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从基础研究到工程技术各个领域的一面旗帜。他们的工作，也最具敬业精神。青春当年是“革新能手”、“发明专家”，至今仍然是名副其实的“技术权威”、“学术权威”，中青年的“顾问”。他们的爱情，虽然不像巴金笔下的长子觉新那样，先失去了梅，后又失去钰，“爱而不敢爱”，因为历史毕竟已经走过了“五四”时代，但是他们的“从一而终”，以及淡淡的忧伤却是处处能够找得到的。较之封建社会的长子，他们的最大进步是对民主的追求，对唯命是从，唯唯诺诺的传统长子性格的背离。这就使得第一代青年人的相当一部分人在那场“大鸣大放”的辩论中或者在“四清”、“文革”的运动中背上厄运，有的沉沦长达二十年。二十年后，他们的长子性格依旧。“母亲也会错怪了儿子，错打了儿子”是他们的心声。他们识大体，为了“家庭”—祖国，“一切向前看”，甚至连补发的一点工资也悉数交给“组织”。第一代青年是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继承者。 第二代青年是祖国的“三儿子” 在世界各国的民间故事中，都有一个“三儿子”的故事。那一个积淀着“集体无意识”，被各民族说来说去的类型故事，开头是某国王或者某父亲打发儿子去远方找一件宝物或者完成某一个重大的使命。经过与结果是大儿子二儿子畏难退或遇惑败。唯有英雄的三儿子，他翻过了九十九座大山，跨涉九十九条大河，战胜了九十九头猛兽，终于完成了使命，衣衫褴褛，伤痕累累地回到老父亲身边。 这是一个隐喻着人类“成年礼仪”的原型故事。新中国的第二代青年（主要指在“文革”中读中学，随后“上山下乡”的那一代，以“老三届”为代表），类似“三儿子”在磨难中成长，并且成长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第二代青年所经受的磨难，在“成年”之前，有“三年自然灾害”乃至更长时期的饥饿，有“文革”时期的失学和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与劳动。当然，也有类似民间故事中的对人性考验的种种迷惑，诸如“扫四旧”、“红卫兵运动”之类。这一切，第二代青年都经受过来了。“文革”结束后，上山下乡的知青绝大多数回到了城市，重重蹉跎岁月之后的历史，逐渐成为各个单位的工作、生产乃至领导骨干。这是他们经历磨难之后的“成人”。然而，“成人”之后，他们并没有得到理想中的安定和舒适，他们被卷入了社会转型时期的冲撞中。子女上学的“自费”，自身劳保福利的削弱，下岗的危机，退休之后的后顾之忧，乃至企业的破产，都接二连三地摆在第二代青年面前。在这里，我不能同意曾代表《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后生，对第二代青年中的主体“老三届”的一种肤浅和偏颇的描绘：“60年代上山下乡，70年代西装洋装，80年代厂长、局长，90年代酒吧、包厢，外搭女秘书提密码箱。”诚然，第二代青年中，有一部分考入大学，毕业后纷纷圆了作家、教授、科学家、工程师之梦，有一部分当了厂长、经理，当了党政部门领导乃至一方地方官，但是这毕竟是极少一部分人。绝大部分的第二代青年，因为失去了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从而先天不足，难以在“成后”之后，有较大的成就。近几年以来人才的“断层”便证明了这一点。第二代青年的绝大多数，在农村，在工厂，在社会，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做普通人的工作。“创造”历史的“英雄”中少有他们；歌舞升平的酒吧和舞厅中少见他们；“雅皮士”群体中更无他们。他们是当代“新现实主义”作家笔下、那一类忙忙碌碌，为生活奔波，为家庭而负荷沉重的人物。 但是第二代青年绝不是沙龙里的青年人所认为的“旧制度的牺牲品，新时代的处理品”。他们历经磨难新形成的责任感、进取心、敬业精神、团体意识、吃苦耐劳精神，永远是我们这个贫穷的、辛勤的，讲究团结协作精神的民族的主要精神。换言之，历史究竟是谁创造的，谁是历史的动力？精英，还是亿万普普通通的劳动者？第二代青年，当今正是普通劳动者中的中坚力量。 “养子”人格：第三代青年 养子，在中国是个很敏感的概念，因为中国是个重血缘关系的大家庭。但是，我愿意不带任何的贬义来形容较少传统负荷的第三代青年。这是六、七十年代出生，曾经被称为“天之骄子”，学业上，就业上都比第二代顺畅的一年青年。 政治上，他们对社会的关切胜过对个人命运的关怀。如果说，第一代青年最关注的是厄运中的“落实政策”，第二代青年尤重视解脱“家庭出身”包袱等个人命运的话，那么，第三代青年关怀的多是社会的前进，特别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进程。这当然是社会的进步，表现了第三代青年的进步性。1997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课题组对10省市青年的调查结果证明了这一点。第三代青年中的一批优秀分子，以他们良好的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理论素养和对从政的热情，工作在各级党政机关的调研部门，充当智囊人物，这是第二代青年所无法企及的。在经济领域，第三代青年中的科技精英凭着科班出身的科技素质和经商头脑，纷纷下海，让现代科技与市场结合，闯出了一条条成功之路，沿海特区的公司、北京和各大中小城市的高科技领域都是他们的用武场所。诚然，他们这一代青年中的大多数，更面临着大学毕业不包分配以及中学毕业后的待业问题，但是，他们对单位的选择，对从事个体或进入私营企业的姿态，远远比第二代青年主动、洒脱。即使是身在农村的第三代青年，干专业户，或者走出“土地”去沿海打工，都表现出与上一代青年截然不同的义无反顾。中国八九十年代的一大奇观“民工潮”就是他们掀起来的。 文化观念和文化价值取向上的特征，则更使我把第三代青年的人格喻为“养子人格”，而绝无排斥第三代青年于中国“家庭”血缘之外的意味。养子，既要报答养育之恩，站在家庭成员的序列中，又要寻找真正的“血缘”。第三代青年较多地吸纳了西方文化，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上都有许许多多生动的表现，诸如牛仔裤、披肩发，诸如摇滚乐、霹雳舞，诸如爱情的任意程度，著书立说时的西方名词轰炸，乃至人生态度，都是一、二代青年所没有的。他们“审祖、审父、审兄”的尖锐态度足以使第一、二代青年瞠目，至多达成个“宽容”。然而，正是第三代青年，把困扰了不知多少代人的历史与道德评价的问题，在市场经济中付诸实践。他们大踏步地前进，毫无顾虑地首肯历史评价，竞争、效率、先富是他们坚定不移的观念。极少有“不患贫而患不均”的心理，他们比第二代青年也更少了一些改革大潮到来时候的惶恐和畏惧。在历史与道德的结合上，他们仍然是较多地关注社会而忽略自身，反“官倒”反腐败他们的口号最响亮。种种表现表明了第三代青少年身上的传统负荷最小，像一个血缘不同的“养子”，总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血缘”，培养了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和独立人格，从他们这一代人开始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最付诸实践的反省，甚至大批地走出国门。他们的寻找、实践，一方面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也引起人们从他们的浮躁、轻率和失败中进行深思。笔者认为第三代青年同样需要经历一场“成年礼仪”。这场成年礼仪不是第二代青年的饥饿，失学和简单的艰苦劳作，如果那样是社会的退步，企图用这种方式去洗礼第三代青年去进行说教是极端愚蠢的想法。第三代青年应当在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融汇的广阔大背景下，在中西方文化的冲撞与整合中，通过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实践来进行。第三代青年正在这种实践的洗礼中，或者已经成熟，或者正在成熟。他们的成熟不是第二代青年的成熟的时代性意义，而是具有影响我们整个民族前途的世纪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