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本世纪下半叶以来，知识经济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从崭露头角到呈现强劲的发展势头，并最终把人类社会推向一个新时代前沿的系列过程。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的核心即是强调知识在发展经济中的重要作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一份报告中对这一点讲得很清楚：“今天，各种形式的知识在经济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无形资产投资的速度远快于对有形资产的投资，拥有更多知识的人获得更高报酬的工作，拥有更多知识的企业是市场中的赢家，拥有更多知识的国家有着更高的产出。”（《技术、生产率和工作的创造》，1996年）那么，怎样才能拥有更多的知识呢？在知识继续以呈几何级数增长的情况下，人在何种意义上才算拥有更多的知识呢？人类似乎在自己创造的知识财富面前陷入了一个尴尬的两难境地——一方面必须要拥有更多的知识，另一方面面对浩如瀚海的知识难免产生巨大的现实压力和莫名的心理恐惧。要想摆脱这种境地，且又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需要寻求一种新的学习理念和确立起一种适应社会发展进步主导潮流的新的学习价值观。对一代青年人来说，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关于学习的“理念” “理念”这一原本属于哲学，严格地说只属于古希腊的柏拉图或西方古典哲学中的康德、黑格尔等大师们的专有名词，近些年来越来越多地被人们应用于日常生活之中了。不过，这时人们所说的“理念”，已经扬弃了它原初的哲学含义，而只取其理性认识的一面，即理念是指人们对某种事物、现象的理性认识和固有信念。 “学习理念”即是关于学习的理性认识，是人们对学习所持有的理性态度和执著信念。 人是理性的动物。黑格尔曾说过，人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人有理性思维。在这一意义上，人的存在本身和人的全部行为都具有理性特征（即使人的一些反理性或非理性行为，也都可以纳入理性的范畴进行分析和理解）。学习自然也应该是如此。 但是，学习本来即具有理性特征，与人对学习形成明确的理性认识和采取理性的态度，并进而树立一种牢固而执著的学习信念，不完全是一回事。理性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不断接近客观真理的过程；人对客观事物所持有的理性态度，也是一个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化和社会的发展进步而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人类对学习的理性认识和理性态度，也同样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学习、有着优良学习传统的民族。然而到了近代，情况却为之大变，有识之士开始思考：要不要“师夷之长技”，学习西方？如果学该学什么？怎么学？如何对待“国粹”？等等。学习观念的转变是近代历史上中国人最重要最深刻的观念转变之一。这是理性的觉醒，是社会的进步，只是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太惨重了。然而，事情并未到此为止——正当本世纪60年代新技术革命浪潮在世界范围上汹涌迭起的时候，我们却在高喊“知识越多越反动”！这是理性的迷失。为此，我们再一次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当我们认识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候，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信息社会”、“知识社会”和“学习化的社会”了。 “亡羊补牢，犹未晚矣”！鉴于以往的教训，我们应切记：要理性地对待知识、对待学习。但是，真正做到这一点并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在现实生活中，一方面我们看到在全社会特别是在广大青年中焕发出极大的学习热情，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注意到一些非理性乃至反理性的学习观念在社会上在青少年中滋生、蔓延，致使一些青少年为学习而身心不堪重负、个性畸形发展、动手能力退化、视野局促狭隘……越来越大的书包，越来越多的课本，越来越高的学历，越来越近视的双眼，越来越强的赚钱欲望，越来越不切实际的职业理想，等等，这些不正常的现象使知识（准确地说是被曲解了的知识的价值和学习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已然成为扼杀人的天性、空乏人的心灵的异化物。学习向理性回归，还知识的属人本质，已到了十分紧迫的时候。 当前我们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是必须要把作为一种经济形态理解的知识经济中的“知识”作用与在特殊的社会背景——知识社会条件下的知识价值二者严格区别开来。实际上，这种区别早就引起过人们的注意和重视。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这部著名的著作中曾为知识下了一个定义：“知识是社会基础设施投资的一部分；它是书籍文章中有条理的内容或者甚至是录写下来有粗略计算的供传递的计算机程序。”这恰恰是在通常意义上人们所理解的知识经济中的“知识”。作者明确指出，这是一个“功利主义的定义”，是“为了社会政策的目的——为达到某种社会效用的特殊目的而决定社会资源分配的需要”而提出的“一个有限的定义”，它“回避了‘知识社会学’方面的某些有关问题：思想的社会背景，它们的内部联系，它们同某种结构基础的关系，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接下去讲的一句话：“当然，对特殊知识系列的特性的任何估价，都必须考虑这些问题”。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经常仅仅是在功利主义的有限意义上来理解知识的作用，总是局限在直观、实用的肤浅层面上看待知识的价值。这样一来，经济（实际上只是被抽象或被掩盖了的个人经济收入、企业或部门的经济效益，至多会连带国家的经济利益）成了人与知识相联系的唯一纽带，知识也因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由“一种客观上已认识的事物，一种精神财富”庸俗地物化为衡量个人收入水平、某些社会集团和阶层谋求更大经济效益以及实现国家经济指数增长的价值尺度。这不能不说是对现代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人本主义目标的一种叛离。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曾谈到：“我们这一代最迫切的任务，是给青年人提供发展其所长并使其成为有效率的生产者的各种机会。而达到这个目的的一个主要条件是长期免于机械劳动的自由，和有上学与进行各种有助于个性充分发展的游戏的充分时间。”西方学者从经济学的视角提出的经济发展与青年人的发展的关系的具有积极意义的见解，应该会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到来的背景条件下，帮助一代青年确立正确的知识和学习价值观，将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